赛事版权卖出去困难重重,问题出在哪,看看这位专业人士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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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年来,赛事版权尤其以顶级IP赛事版权成为重要资源。我们看到腾讯、苏宁等巨头公司纷纷将NBA、欧洲五大联赛赛事版权收入囊中,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除中超外国内的体育赛事版权依旧卖不出去好的价格,甚至更多赛事在媒体传播方面还要自掏腰包。为何中国的体育赛事版权“销路”打不开?这其中又存在着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是产品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历史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大家对于版权意识淡薄,赛事直播盗播屡禁不止。让我们来看一看,严波博士关于体育赛事版权保护有什么好的路径。

本文重要观点:

1.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盗版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产业界呼吁加强保护的声音强烈。

2.不同法系国家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制度的比较:英美法系国家以产业利益为重,采作品保护;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完善的邻接权保护,但已逐渐接受作品保护观点。

3.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创作”及其独创性存在理解上的三个误区。

4.我国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宜采“作品保护说”,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典型判例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纳入作品范畴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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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的成功运营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通过将体育赛事制作成精彩电视节目、并向全世界观众直播所获得的巨大的传播影响力和经济价值。也因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版权保护问题一直为世界各国体育赛事组织和获得独家授权的持权媒体转播机构所高度重视。因为工作关系,笔者参与了自2008北京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世界杯、欧洲杯、亚运会、全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转播权合同谈判及版权保护、维权工作,一方面感受到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问题在我国已经日益得到关切和重视;另一方面却也无奈看到时至今日,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所遭受的盗版侵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产业利益持续受到巨大伤害。反观法律界,不同专家学者对于保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法律路径众说不一,不同法院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在著作权法下的性质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判定,解决这一问题实乃当务之急。

一、针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盗版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产业界呼吁加强保护

近年来,随着节目版权价值的不断提升,国内针对重大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盗版侵权行为不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情况越发严重。例如,2014年世界杯比赛期间,通过专业公司提供的监测数据发现,在电视、视频网站、手机APP、OTT盒子等不同视频传播平台或渠道上共发现有上百家侵权机构,其中2014年6月21日当天,仅在手机传播平台上就发现有60多家媒体机构通过APP、未经授权转播了世界杯足球比赛的现场直播节目。2016年欧洲杯预选赛点播监测显示,100家网站对央视2016欧洲杯预选赛进行了盗播,发现侵权点播链接8118个,其中在线链接4610个,下线链接3508个,一共发现27个APP存在盗播行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比赛期间,侵权盗播行为更有加剧趋势。虽然央视每天都聘请专业机构做下线处理,但直至奥运会闭幕那一天,侵权视频网站仍有37家,侵权手机直播APP 40家,侵权OTT公司13家,竟达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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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针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盗版侵权行为并非我国特有。根据Irdeto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270万含有广告经营业务的非法流媒体设备;而(世界)前100个盗版IPTV网站每月可以产生1646万点击量。 今年6月,NAGRA的市场总监Christopher Schouten尖锐指出,令人瞩目的体育电视(直播)节目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盗版行为。电视持权转播机构发现他们的利润正在被吞噬,因为逃避法律(的盗版行为)变得越来越容易。作为例证,SKY作为英超的最大持权转播机构,发现其转播利润仅在过去的9个月里就已经下降了11%。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维权工作十分尴尬和艰难,似乎一直在陪着盗版者玩“打地鼠”游戏。体育赛事直播节目80%的经济价值来自于直播,而在全媒体时代,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收视竞争早已跨越平台。当任何一家持权转播机构遭遇数十家甚至上百家盗播侵权时,其损失之巨大难以估算。这样的严重侵权行为如不能及时制止必将严重影响持权转播机构的经济利益和节目投资者、创作者的积极性,并进而导致整个产业利益失衡。在今年3月份中广联合会电视版权委员会举办的关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研讨会及多个会议上,体育赛事组织以及媒体转播机构的代表们纷纷从产业发展和利益保护角度提出加强保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特别是完善相关立法的需求。

二、不同法系国家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制度的比较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其在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方面积累的有效经验及做法都值得我们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参考。尤其英美法系国家的版权保护制度在对产业利益的有效保护上走在大陆法系前面,值得深思。

1.英美法系国家:以产业利益为重,采作品保护

(1)美国:采作品保护

美国早在1976年即明文解释,“在一场橄榄球赛事中,有四台电视摄像机在拍摄,一位导演同时指挥着这四位拍摄人员,由他决定挑选何种影像、以何种顺序播映并呈现给观众。毫无疑问,导演和拍摄人员所做的工作(具有足够的创造性),他们应当获得‘作者资格’。”有学者认为美国版权法对独创性要求很低,美国对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做法不值得我国参考,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一方面,在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创作过程中,导演可以指挥四台以上摄像机并任意挑选影像、按照个性化顺序剪切完成画面创作,其独创性已足够获得作者资格;另一方面,美国版权法之所以并不纠结于作品独创性高低的标准问题,恰在于对版权产业利益保护的重视。据NBA官员介绍,上述1976年美国国会报告的这一解释出台正是由于当年NFL等美国体育赛事组织以及CBS等电视转播机构在国会听证会上呼吁的结果。

(2)英国:“作品+附属作品”保护

在英国版权法下,广播是被作为作品予以保护。而在200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对欧足协及BSKYB公司诉布里斯托姆案的判决里,Lindsay法官指出,“原告不仅对现场电视转播享有著作权,对其附属作品也享有著作权。”其中附属作品是指:“UEFA冠军联赛全球节目中统一采用的那些创造性元素,比如视频播放顺序、屏幕上的图案、标志和特别制作的音乐,包括节目内容表、短片剪辑、UEFA星球标志和特制背景音乐、欧冠赛音乐等 。”可见在英国版权法下,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无论作为广播还是其中的可版权性元素,均得到版权法下十分有效的作品保护。众所周知,英超是全世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内足球联赛,其2016-2019三个赛季的英国本土转播权费为51.36亿英镑(近500亿人民币),每年的版权费是中超的10倍有余。可见,有效的版权保护制度对其本土体育及其传播产业的巨大保护和促进作用。

很多学者以英国版权法对独创性要求过低为由、否认其立法对我国的参考价值,笔者持不同观点。英国1710年实施的《安娜法》作为第一部版权成文法,首次认可作者权利,并为此后各国版权立法提供了基础及立法例。《安娜法》对世界版权制度的一大贡献,恰在于其所体现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并使之作为版权制度的基石,使之可以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并引导版权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完善。美、英等国版权法之所以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纳入作品保护,不仅在于对其创作水平的认可,更是出于对相关版权产业利益的切实保护。NFL、NBA以及英超等世界上运营最成功的国内体育赛事,正是由于其完善的版权保护才让这些原本只在其国内传播的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因其较大的投资及较高水平的创作水准而得以行销世界。换言之,版权法必须关注版权产业。

2.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完善的邻接权保护,但已逐渐接受作品保护观点

(1)德国:虽视为独创性较低的“活动图像”,但采完善的邻接权保护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在德国著作权法下,独创性较高的视听内容被认定为作品,以著作权保护;独创性较低的视听内容虽被认定为“活动图像”、但以邻接权保护。德国学者雷炳德指出,能够作为电视作品的只有那些在图像的前后衔接过程中体现出独创性成果的现场直播。其他的那些仅仅对某些事件、活动的再现(比如对体育活动的转播或者对大自然的拍摄)也与对歌剧、戏剧表演的转播行为一样都不属于电视作品。德国现行著作权法下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被视为具有较低独创性的活动图像(类似我国的录像制品)而采邻接权保护的做法为我国不少学者和法官所接受。但笔者认为,还有两个重要问题被忽略了:其一,德国《著作权法》给予 “活动图像”以很高程度的邻接权保护,其保护程度与电影作品相比实际并无多大差距。换言之,即使在德国著作权法下归于邻接权,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仍然能够充分借助法律制度所赋予的权利给予充分保护。这和我国著作权法下录像制品的录像制作者权只拥有五项权利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其二,近年来,已有德国法律学者正在接受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可以通过个案认定为作品的观点。有文章指出,正如德国著作权法原文里所表述的,现场直播节目也可以作为电影作品保护,其拍摄成果(的法律性质)并不需要明文规定。…… 针对现场直播节目,德国著作权法的保护需针对个案(分析),……创造性高的电视现场直播(节目)属于电影作品。另有学者指出,如足球比赛或者其他体育赛事,由许多的摄影机,由导演控制,可以成为德国著作权法第95条下活动图像的保护对象,也可以作为电影作品。 可见,即使在德国这样对作品独创性要求较高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并没有认定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一定达不到电影作品独创性要求,而是应该通过个案予以认定。

(2)日本:有案例支持作品保护

同样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有案例支持体育赛事节目的作品性质。日本国内存在作品保护和录像制品保护这两种观点,认为属于作品的观点似乎是少数派。但日本在1994年3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的一个案例中,认定体育赛事节目属于作品。日本最高裁判所在2003年2月的终审中,以下列理由支持了东京地方裁判所的观点:“上告人从体育赛事各个举办者那里获得送信的影像,为了更加生动地表现体育竞技影像,采用了镜头技术、蒙太奇和剪辑等手法,并对底片进行了编辑处理,因此该影像属于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第1项的作品。”东京地方裁判所在2013年关于自由搏击比赛影像的一个案件中,重复了上述观点。该案例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并非没有作品保护的先例,也不存在只能通过邻接权保护的说法。

(3)瑞典:采广播组织邻接权保护

瑞典是在欧洲国家中少数明确判定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不能达到作品独创性高度的国家。在Cmore付费电视公司诉网站侵权案中,法院认为,无论从部分或整体而言,(冰球比赛中的)解说员、摄影师或照片制作人的工作均未达到瑞典法律中著作权保护所需的独创性要求。但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侵犯CMore的广播组织权(邻接权)。CMore后来向瑞典最高法院上诉,主张其对其广播享有著作权,但瑞典最高法院在广播节目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上与中级法院一致。法院判决(三票赞成,两票反对)对四台摄影机、一位解说员、一位照片制作人以及三位摄影师的组合使用而产生的作品并未达到以艺术或文字作品对其进行保护的原创程度,因为其中的任何创造性元素均由比赛中的事件主导。但是,最高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向公众传播直播回放视频的行为侵犯了CMore享有的广播组织邻接权。

虽有上述判例,但根据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体育法律研究中心2014年对28个欧盟成员国的调查显示,除了瑞典之外,其余所有欧盟国家对足球比赛之类的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认为满足著作权保护所需要的相对低的独创性要求。因此,瑞典法院的观点即使在大多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欧洲也并非主流观点。

由上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一方面,确实有部分国家在判例中不承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可版权性,比如德国、瑞典;但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家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体育直播节目可以满足作品独创性的最低要求,可以通过个案给予作品保护,并且也有作品保护的先例。正如欧广联知识产权部主任Heijo Ruijsennaars先生所指出的,(在欧洲),体育赛事的视听录制画面能否作为作品在著作权法下给予保护仍然没能得到解决。一般认为,在电视机屏幕上呈现的现场摄像机画面选择越多,则越可能得出导演需要通过编辑选择创作视听作品的结论。但是,由于(欧盟)高等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判决案例导致该法律问题仍然模糊。

三、我国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宜采“作品保护说”

我国几起主要的司法判例反映了我国法律界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保护路径的不同意见和争议:2013年,上海市一中院二审判决明确表达,体育赛事节目根据其独创性的高低可能构成作品或制品,从而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这一点和大部分欧洲学者关于需要个案判定的观点基本一致。2014年,在针对一起中超足球赛节目的纠纷案判决中,北京朝阳区法院认为,赛事录制形成的画面,构成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当认定为作品。从涉案转播赛事呈现的画面看,满足上述分析的创造性,即通过摄制、制作的方式,形成画面,以视听的形式给人以视觉感应、效果,构成作品。该案判决后引发我国法律界关于体育赛事节目性质的巨大争议,各类观点层出不穷,至今仍未形成定论。2015年,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在针对世界杯足球赛节目的一起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体育赛事节目摄制者在拍摄过程中并非出于主导地位,其对于比赛进程的控制、拍摄内容的选择、解说内容的编排以及在机位设置、镜头选择、编导参与等方面,能够按照其意志做出的选择和表达非常有限,尚不足以达到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高度,但是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录像制品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录像制品。据悉,后两个案件目前仍在等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二审判决,而争议焦点仍在采纳“作品保护说”还是“制品保护说”的问题(关于“信号保护说”观点在下面再讨论)。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的法理分析,参考最新著作权法修法方案,还是从保护产业利益诉求出发,都以采“作品保护说”为宜。

1.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创作”及其独创性存在的理解误区

今年六月在北大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娱乐法高峰论坛上,刘春田教授一针见血指出,当前对体育赛事节目“作品”、“制品”性质的争议源于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创作”的不理解。笔者在交流中发现,确有很多学者或法官对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创作过程、创作理念、创作手法、独创性体现都知之不详,存有一定理解上的误区。囿于篇幅,本文只对以下三个基本误区加以解释和澄清。

(1)“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对体育赛事的客观记录。”

体育赛事虽然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正如新闻节目具有可版权性一样,基于新闻事实的创作同样可以成为作品。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导演薛朝辉介绍,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创作中同样体现了思想性和创作性。例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直播节目,节目主创人员事先进行大量的背景调查和故事性叙事设计,并在节目中采取了电影常用的平行对比蒙太奇手法,将中韩运动员王皓和柳承敏之间各个相关的元素都用画面进行对比,节目叙事中还穿插了二人教练之间的历史恩怨,这岂是简单机械的“客观记录”?再比如,一位曾负责WTA赛事亚太区转播督导的专家介绍,他们每次在赛事结束都会给当场赛事直播节目创作水平打一个评分报告,包括两部分评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技术条件是否达标,占分30%;而第二部分是节目所展现的主观创作水平,占分却高达70%。换言之,即使针对同一赛事,即使技术条件同样达标,不同的主创人员所创作的节目也是高低不同,各具特色,绝不可能是对体育赛事的客观记录。

(2)“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画面只能根据赛事进程被动选择,缺乏主导性。”

笔者认为,该观点体现出部分人士不仅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创作、更是对影视节目创作的理解误区。首先,影视作品从来不排斥基于事实的创作。比如新闻作品或者新闻纪录片,其基本内容必须基于新闻事件的进程来进行报道和创作,不能违背事实本身,但是每部新闻作品因视角不同、观点不同、画面不同、结构不同,即使是基于同一新闻事实,却仍可能形成多部可版权性的影视作品。其次,正如美术作品依靠线条和色彩一样,影视作品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在于对连续画面的拍摄和衔接。不同的连续画面在多机位镜头的选择、衔接上的节奏、技巧、蒙太奇等创作也必将构筑出思想性、艺术性截然不同的作品,并不“被动”。第三,影视作品是依靠镜头画面及声音进行创作,拍摄内容可能是客观存在或者正在发生的自然风光、风雨雷电、动物世界、新闻事件,又或者是体育赛事,并不需要对所拍摄事件的进程有任何“主导性”。

(3)“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没有剧本、演员、后期制作,因此无法达到电影作品独创性。”

该观点是对“电影作品”概念的错误理解。著作权法下的电影作品并不等于电影,虽有“摄制要件”一说,但著作权法从未要求电影作品必须拥有和电影一样的后期制作过程或剧本、演员等要件。举例而言,《动物世界》里没有演员,是否属于电影作品?王家卫拍戏不用剧本,其所拍电影是否属于电影作品?正如德国法学家雷炳德指出,著作权法把电影作品单列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作品类型,是以“图像部分”以及“声音部分”作为该作品的组成单位。电影作品的表达形式体现在图片衔接与声音衔接的构思方面。因此,电影作品的独创性并非体现在剧本的创作亦或演员的表演,这是很多法律学者对视听作品理解上的一个误区。更何况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创作本身即是“前提和后期合一”,何来无后期一说?正如刘春田、裘安曼等先生所言:某个表达形式是否是作品,不问过程,只问思想或者感情独创性表达有无之结果。判定体育赛事节目的作品性质实在无需过问其制作过程。

事实上,能否“达到电影作品独创性”这一命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法官的职责和能力范围。《伯尔尼公约指南》指出,在法官考虑给予作品保护时,“法官无须考虑作品的艺术价值或文化优势。”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电影正是从早期的单镜头机械录制,逐渐发展出“镜头”、“剪辑”、“蒙太奇”等概念和创作艺术手法,经过百年的技术发展和经验积累才逐渐走到当今电影大片之制作水平,却不要忘记电影诞生不久就依据《伯尔尼条约》得到作品保护,才使得电影产业延续发展至今。同样,在现场直播早期的技术水平下现场直播节目难免制作粗糙,以记录为主,到如今先进技术条件下的高昂投资以及高水平创作,但若仍以早期现场直播制作水平的认知去衡量当今早已日新月异的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创作”,则未免有刻舟求剑之嫌。

2.“制品保护说”已不能与我国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

认定体育赛事节目为录像制品的观点,一般参考的是类似德国著作权法中关于对作品独创性有着较高要求的观点。然而,“制品保护说”却忽略了德国著作权法下对活动图像邻接权保护与电影作品著作权保护并无本质区别的实际情况。在我国著作权法下,录像制品制作者权仅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许可电视台播放权这五项权利,远远不能达到作品所拥有的17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水平。

如前文所述,体育赛事节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早已演变为高投资、高水平创作、并拥有高昂经济价值的智力成果,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录像制品的邻接权保护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体育赛事节目的创作者、投资者、转播者的版权利益保护诉求。我们仅以中国网球公开赛和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收入对比来看,中网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只能来自赞助,而美网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则是来自销往全世界的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版权收入。国外重大赛事成功发展和运营的经验证明,体育赛事节目版权销售收入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不可或缺。而当前我国针对体育赛事节目的严重盗版盗播行为恰恰是给体育产业釜底抽薪,如不能给予完善的版权保护,势必将造成产业失衡,严重阻碍我国给本土体育赛事及其传播产业的发展脚步。

3. “作品保护说”在现行《著作权法》下并无法律障碍

笔者多次在研讨会上听到有法官提到,之所以不判定体育赛事节目为作品,是受到现行《著作权法》的制约。笔者不能同意这一观点。著作权法自诞生起就伴随着传播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只是未明确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性质,但通过典型案例的判决或者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给予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以作品保护并无障碍。

4. “作品保护说”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最新立法精神

将体育赛事节目纳入作品保护同样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最新的立法精神。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送审稿》中采以“视听作品”取代现行著作权法下“影视作品”+“录像制品”的立法模式。原国家版权局政策法制司司长王自强曾指出,若基于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送审稿》,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可作为“视听作品”予以保护。根据笔者研究,目前国际上大多国家均采纳以更宽泛的“视听作品”概念取代传统而相对狭窄的“电影作品”概念的立法趋势,其立法目的正在于扩大对视听形态内容的作品保护范围。除了英美法系国家以外,目前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渐接受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给予作品保护,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四、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信号”保护 之误区与难点

有学者认为,认定现场直播画面为作品将降低广播组织权的意义。原因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创设邻接权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某些不构成作品的成果也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如果电视台播出的独创性较低的连续画面都可以作为作品受到保护,《著作权法》赋予电视台对载有连续画面的信号以“广播组织权”的意义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对体育赛事现场直播节目的保护应通过立法对广播组织权的完善予以解决。本文对此持保留意见,原因是这一观点曲解了设立广播组织权这一邻接权的立法目的。

首先,广播组织权保护与其所播出的节目是否受到作品保护并无关联。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在讨论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最新文本,“广播组织”是指对广播负有编辑责任的法律实体,包括对信号所载的节目进行组合和编排。有学者研究并指出,大陆法系国家保护广播组织的权利是基于以下三点:(1)广播组织在节目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劳动及大量的投资;(2)广播组织的贡献对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3)通过法律保护来激励广播组织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后两点与英美法系国家保护广播组织的认识并无二致。只是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理论,由于广播组织所从事的是传播活动而非创作活动,而且广播组织是法人身份而非自然人,因此广播组织不能被视为作者,也不能通过(狭义)著作权来保护广播组织的权利。为此,大陆法系国家在已有著作权制度基础上增设了“邻接权”制度,将广播组织的权利视为一种与著作权相邻近或有关的权利。笔者近期为此专门咨询了欧广联首席知识产权官Heijo Ruijsenaars先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是独立的,类似于录音制品制作者权的保护(与所载音乐或声音是否受到著作权保护并无关联),其设立的根本原因是对广播组织者在对其节目进行组合编排、并向公众传播过程中大量的技术和商业投资的保护,而并不论其所传送的节目是否受到作品保护。可见,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作为作品予以保护与广播组织权的设立并无本质关联。

其次,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著作权法需要依靠完善广播组织权来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相关版权权利予以保护,那么,广播组织权范畴以外的其他领域的非法使用或传播行为又应该如何保护呢?为保护某些未被纳入作品保护的节目类型而通过某种传播权利予以保护的做法本身即存在不科学性,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内容传播的渠道和媒介很难穷尽,那么又需要设立多少种邻接权来弥补漏洞?显然这样的立法措施既不经济也不可行。

第三,从修法成本角度,将体育赛事节目纳入作品保护只需要通过典型案例或出台司法解释即可解决。但如果依靠完善广播组织权,则需要解决广播权及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是否延及互联网、广播组织权保护是否包括“网播组织”的保护、能否赋予广播组织以排他性或禁止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广播组织权是否应有保护期又或者保护期应该多长等等一系列颇具争议的前沿法律问题,修法成本十分高昂,并可能遥遥无期。因为这些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囿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不再展开讨论。

结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郑成思先生曾说过,“版权维权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首先是确认版权在作品中的存在。”关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通过作品、制品还是信号保护的争议似乎很好的验证了这一点。本文认为,一方面,随着数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侵袭,传统的体育直播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盗版侵害与威胁,多年来侵权行为屡禁不止,过低的版权保护水平已不能适应产业发展,产业界呼吁给予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以作品保护;另一方面,伴随着体育直播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及个性化创作水平早已今非昔比,其投资规模也并不逊色于电影大片,理应予以作品保护。欣喜的是,近年来,已有法院在个案判决中认定“体育赛事录制形成的画面,构成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当认定为作品”,意义十分重大。综上,笔者以为,无论是参考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还是基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及最新立法精神,通过司法解释或典型判例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纳入作品范畴予以保护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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