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国家队“中国出版”A股扬帆挂旗

8月22日消息,昨日,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中国出版”。中国出版集团与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并称三大“国字头”出版集团,其中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的股份公司中国科传于今年1月主板上市成功。 据了解,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纸质出版、数字出版、纸业经营、印刷复制、版权贸易、IP全媒体运营、物流与信息服务等于一体的国有大型出版传媒企业。

《代县十大民间传统技艺》出版

《代县十大民间传统技艺》出版

由代县新闻办原主任、退休干部杨继兴编著的以反映代县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著《代县十大民间传统技艺》近日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年来,代县县委、县政府和县文化部门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挖掘、收集、整理,并以此为依托大力开发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了保护和弘扬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传统技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代县县委、县政府决定,精心编著了这本专著,全书分别从历史渊源、工艺流程和艺术特点、传承人和发展状况几个方面,对代县杨氏古建营造技艺、砖雕技艺、琉璃建筑构件制作技艺、黄酒酿造技艺、酱菜制作技艺、泥塑彩绘技艺、刺绣技艺、推光漆器制作技艺、剪纸技艺、面塑技艺等十大民间传统技艺进行了图文并茂的专题介绍,把这些艺术瑰宝形象地展示给广大读者,供大家欣赏品鉴,以弘扬代县的传统文化,促进代县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产业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刘永福

《代县十大民间传统技艺》出版

2018年二级建造师考试教材预计1月出版

2018年二级建造师考试教材预计1月份出版,相信大家和学委一样,想赶紧拿到新教材开启备战模式,根据历年经验,教材变化部分同样会是当年考试的重点,大家还是要戒骄戒躁,耐心等待,今天学委带大家回顾一遍2017年教材的变化点,集中解答一些关于新教材的问题。


一、2017年各科目教材变化

【法规】变化35%-40%

1、页码变化349页内容

2、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几乎全部变化,占全书分值的30分

3、大纲情况:保留14年大纲去掉“掌握、熟悉、链接“等内容成都的要求”

4、大纲情况:保留14年大纲去掉“掌握、熟悉、链接

【管理】变化2%-7%

1、施工项目的质量竣工验收

2、政府的质量监督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建筑】变化12%-17%

1、实质性内容变化较大,大约91处

2、增加了很多一级建造师的知识点内容

3、其中主体结构、质量管理和成本管理的变化较大

【市政】变化8%-13%

相关规范影响,市政供热管道部分几乎全部重编

【机电】变化50%以上

1、约260处内容变化

2、增加了很多一级建造师的知识点内容


二、答疑解惑

1.可不可以用17版教材复习?

新教材未上市前,大家是可以先用17版教材复习的,万变不离其宗,重要知识点还是不会大变的。

2.现在要不要开始二建复习?

当然要。其实时长是不多的。二建5月考试,2017年也已经接近了尾声,二建三本教材加起来上千个知识点,零基础的同学是没办法2到3个月完全掌握的,所以越早备考准备越足,避免考前临时抱佛脚。

出版工作须坚守社会效益为先的底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表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切发展都要以新的思想和姿态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体现到出版工作上,出版人应该牢记使命、坚守底线、勇于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添砖加瓦。

牢记文化使命

自古以来,出版都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从殷周时代的金文到汉代石刻,从隋朝的雕版印刷到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再到现代意义上以图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等载体进行的出版活动,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结晶,每一次发明创造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动力。新时代的出版人更要坚定不移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使命:

为人民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十九大报告在阐释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时提出,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讲过,“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是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事实上,不仅是文艺工作者,当代所有文化工作者都要牢记这一使命和责任。作为当代文化工作者的重要组成,出版人理应担负起创作和生产优质文化作品的历史重任。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恩格斯说过,“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长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中华五千年文明璀璨夺目,出版人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宝藏的各种可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融入到作品创作和生产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散发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做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先进文化是能够反映和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文化,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近年来,随着各项技术不断进步,我国出版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转变。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5720.85亿元,对新闻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超过三分之二,数字出版物累计出口占出版物出口比重也进一步提高,占到全部出口金额的27.7%。进入新时代,出版业仍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尤其要加强中外交流,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中不断进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坚守社会效益底线

社会效益是指主体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或产生的有益效果,在现代话语体系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相伴相生的。当然,社会效益中也包含经济的部分,比如出版物进入市场获利后通过纳税为社会所作的贡献也属于社会效益。

最早将“社会效益”一词写入报告的是党的十六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对这一词都有不同层次的表述:十六大报告提出“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十七大报告提出“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不难发现,党中央关于社会效益问题的认识已经从意识层面逐步上升到了实践层面。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时代指导文化领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指出,尽管当前文化市场尽显繁荣之貌,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现象时有出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意见》强调“文化企业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国有文化企业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表率带动作用,在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实际上,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就已提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换言之,出版工作必须坚守社会效益为先的底线,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发展。

创新出版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如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论述为出版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创新出版体制和机制。

新时代出版行业应当在创作生产、传播推广、评估考核等流程上建立一套适用于彰显社会效益、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机制:第一,建立灵活的创作生产机制。在创作源头上,出版单位要牢牢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求,遴选好的素材,策划好的选题,同时把握好大众在阅读内容、载体、方式上的变化,推出一批反映新时代气象的优质作品。第二,建立畅通的传播推广机制。一部好的作品,如果得不到好的传播推广,其社会效益也难以发挥。新时代要用新理念、新方式,不仅要线上手段与线下手段相结合,还要注重营销技巧的运用,特别是在海外传播上,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实现跨时空传播。第三,建立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这是《意见》颁布以来文化界作出的最强呼应。未来各个出版行业都要建立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通过评估考核来监督和约束出版市场活动,尤其是数字出版领域,更应该尽早出台社会效益专项评估考核办法。

总之,出版工作任重道远,出版人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新时代出版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蓄力创新,把出版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作者吴钊 单位: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论著出版需多长时长多少钱

论著出版需多长时长多少钱?论著就是议论性研究性的著作,是作者将自己的科研教学成果,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规范形成的文字作品。论著出版出版需要多长时长,要看字数有没有超过60万字,选择什么出版社出版的。

论著出版需多长时长多少钱

论著其实就是一本著作,学术成果非常集中的著作。论著出版跟普通著作出版一样,出版时长和费用也要挑出版社的。

论著出版需多长时长?出版论著的流程一般是:审稿-选题通过-三审三校-申请书号-排版设计印刷-出版寄送。论著出版通常需要3-5个月,如果论著字数超过60万字,则会拉长审稿时长,出版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长。

论著出版需多少钱?出版论著一般需要的是单书号,如果您的论著是两本及两本以上,那么就要丛书号了。出版论著,出成电子书,电子书号费很便宜,只需要6K-1万之间。论著出版用单书号,书号费在1-2万之间,论著出版用丛书号,书号费在2-3万之间。丛书号比单书号贵。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总结的关于论著出版需要多长时长多少钱的相关问题解答。论著出版对于大多非专业出版人员来说,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操心的问题很多。如您没有精力处理,可以将论著交给我们来代理出版,价格从优,机会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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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主持章艳出版新书《艳·遇:跨界见真章》

财经主持章艳出版新书《艳·遇:跨界见真章》

12月8日晚,央视财经频道制片人、主持人章艳,主持人陈伟鸿现身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宁远楼报告厅,与现场同学们做了一场有关财经维度与人生选择主题的沙龙活动 。这次沙龙的契机源自章艳刚刚出版的一本书,《艳·遇:跨界见真章》,该书由“主持人出书专业户”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赵赫、马明哲、吴晓波、陈伟鸿作序力荐,12月10日全国上市。

三次求学+两段工作

在知识和创造力时代,“斜杠青年”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尤其是创业者向往或引以为豪的身份标签。它是指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被冠以“律师/演员/制片人”头衔的莱尼·普拉特便是其中之一。“斜杠青年”善于在人生的隔板之间来回转换,不断解锁人生的更多可能。

章艳便是一个低调的“斜杠青年”。她在《艳·遇》一书中坦承,自己经历了艺校、留学、EMBA三段求学,深圳卫视和央视两段工作后,拥有了“主持人”和“制片人”两个标签中的“一道杠”,一定程度上说,制片人,即是“创业者”。

大学时,章艳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有很多实习、演出的机会,比如接拍各家电视台的广告,跟广东省歌剧舞剧院的老师,星海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歌唱家去演出,做报幕、主持工作,日后的主持也得益于大学的学习和表现,也正是在那时,接触了股市,在广州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后来荣获英国利物浦大学金融管理系硕士学位,练就了流离的英语口语表达,在日后与外国人的采访交流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到央视后不断进修,于2011年报考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EMBA,拓宽了视野,之后的工作中与经济学家、教授对谈更加专业和深入。

不是每段求学生涯都能让你在专业领域获得明显的收获,但在成为“斜杠青年”的路上会潜移默化产生巨大影响。章艳不断积蓄能量,为走出直播间,与跨界者共同拓展领域边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笑谈跨界不易

《艳·遇:跨界见真章》一书中,章艳从财经的维度、跨界的态度、博弈的风度、创新的精度四部分来讲述自己经历的财经故事,洞悉跨界魅力。这本书既是一本深入浅出不设门槛的财经常识书,也浸透了章艳接触财经领域的重要经历。央视八年,梳理对话企业家、明星、科学家、财经作家的故事,使读者更形象地了解财经对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在采访跨界人物的同时,章艳本人也实现了自身的跨界。

章艳早年曾在深圳卫视担任主持人,获得过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2009年后,一直在央视财经频道任职,先后主持过《经济信息联播》《环球财经连线》等节目。2016年,主创《跨界见真章》节目,角色由主持人转换为制片人兼主持人。36岁之前一直在做主播,36岁之后转型做制片人,从零开始孕育一个节目,深知跨界不易。

《跨界见真章》第二季采访到了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今年,他因发现“天使粒子”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被他的导师杨振宁盛赞“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只是时长问题”。面对这样一位世界顶尖物理学家,章艳准备了厚厚的理论物理学资料,钻研张首晟的三大发现——拓扑绝缘体、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天使粒子”。采访中,她不断追问理论物理与生活的关系、与投资的关系,如何用科研改变世界。采访结束后,这位接受过无数媒体采访的物理学家由衷地说:“这是我在国内做的最专业的一次采访。”

《艳·遇:跨界见真章》这本书是章艳对自己成为“斜杠青年”经历的回顾与小结,在书中她用很大篇幅“感谢CCTV”,也将同事的趣事一一回顾:开口必说到点子上的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的赵赫,可爱直率的史小诺,一口东北话天使般的大牡丹,不怼人不过瘾的蔡导……在央视的大平台上,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只要你愿意,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章艳带着感恩的心不忘初心,一路前行。 城市信报记者 吴鲲

[编辑: 焦琳]

傅璇琮:《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

环绕《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共选刊了16封信件(内附信不计),大致为黄仁宇、黄苗子及傅璇琮(代表中华书局编辑部)相互交换意见,推动书籍出版而互通信息。可分为三个时段,即(一)由1979年5月黄苗子先生推荐黄仁宇先生这部书稿,至1980年6月,中华书局编辑部与黄仁宇先生就稿件的修改进行商议;(二)1982年,《万历十五年》出版前后,就稿费的支付所作的协商;(三)1994年10月,就《万历十五年》的日文本、韩文本、德文本的出版合同事,又进一步磋商。这些信件所作的协商,确实充满友情,又有一种传统的华夏文化内涵,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确令人难忘,就当代出版史来说,也可以说是值得回味的记忆。

黄仁宇先生于2000年1月8日去世。近二十年间,他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著作,享誉中国的海峡两岸,及日、美与欧洲英、德、法等国。北京的三联书店已出版了好几种他的大部头专著。但他的为人所知,实事求是地说,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的。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虽说该书早已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本,但寻芳追踪,在东亚和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还恰是从中华书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本开始的。中华书局这一本子,初版一次就印了27,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特别在台湾省学界,反应很强烈,认为是难得的好书,接着日本、韩国就相继出了自己的译本。

这样一部书,材料扎实,视野开阔,眼光新颖,文词幽默,而且字数并不多,只不过十八余万字。当时中华书局从1979年6月接稿,然后审稿、改稿,到1982年5月才出版(著者拿到书已是那年下半年),也就是花了整整三年时长。这在现在,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十八余万字的书稿恐怕不用半年就能出书。但那时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这一段出版过程,却值得今天来加以回顾、思考。

这部书稿,最初是由黄苗子先生与我联系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黄苗子先生仍还住在南小街,当时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灯市西口,相距不远,由于志趣相近,我们经常相聚,或通信笔谈。1979年5月23日,黄先生给我一信,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在此之前,金尧如同志仍在北京,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过职(后调往香港三联集团),陈翰伯同志则在出版局当领导,黄苗子先生信中特别提到这两位同志对在国内出版此书的看法:“第一次寄书稿来时,金尧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尽快给他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并说陈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张。但书稿分三次寄来,稿到齐时,尧如同志已离开了。”

黄苗子先生是希望中华书局早日接受的,他在信中还说:“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便是从黄苗子先生这封信开始的。在接到这封信后,他还几次给我打电话,询问书稿处理情况。他希望快一些把“结果通知”他,但在那一时期,实在快不了。

我当时在中华书局任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接到稿件后,倒是马上通读,并于6月16日写了一份审稿意见。意见一开头是作了肯定的:

“万历十五年为公元1587年,约当明代中期偏后。这一年并无什么突出事件,稿中记这一年事情的也极少。稿中主要写了几个历史人物,即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此二人是宰相)、海瑞、戚继光、李贽。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如内阁组织、皇位继承、建皇陵、地方吏治)、经济(如漕运、赋税)、军事(如防倭寇……)、思想等情况,作者企图从这些方面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的灭亡,而这些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病也影响后代甚至现代。因此书名虽说是万历十五年,实际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

我在这里之所以详细引录这段审稿文字,是向读者介绍当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有这样的认识,确还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是1979年,即二十多年以前。在那一时期,这样写,说老实话,我还有一定顾虑,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因那时出版国外新著似还没有,1978年11月我在完成《唐代诗人丛考》后所写的前言中,虽引录了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一段话,作了肯定,但还要批评他不能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阐述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可见当时环境中的一种心态)。

正因如此,我在上述一段评语以后,对书稿又提出几点意见,一是“作者因为长期居住国外,受外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因此写作的布局与文字,和国内现在的写法很不一样”,“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可能是必要的,但对中国人就显得累赘多余”;二是“据序言说,作者先是用英文写成,后来作者自己又译成中文,但看来作者现代汉语的修养不行”,有些地方“辞不达意”;三是“序言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建设的,不好”。这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事后回想,还是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意味。最后还是说:“鉴于作者系美籍学者,出不出此稿,可能有政治影响,因此要慎重考虑。”并提出建议,请别的同志“再审阅一遍,共同商量一下”。

这样,就由古代史编辑室另一副主任魏连科同志(当时该编辑室未有正主任)再审一次,他于9月22日写出审稿意见,邀我连名向上报告。我们倒是明确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的,当然认为在某些提法及文字上还须作编辑加工。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位领导,批为“不宜接受”,“可与介绍人婉言退却”,他还在口头上对我说,我们何必要出国外人的书。幸亏其时副总编赵守俨先生明确表示同意出版,而且他还提出,稿中“涉及现实问题之处,似乎在提法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以后作文字上的加工,他还认为,“这种润饰,可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写法和风格”。守俨先生治学以严谨见称,但又通达。他那时所作的批语,现在看来确实十分难得。人的见识,往往在关键之处表现出来。

赵守俨先生的意见是9月24日写的,距黄苗子先生对此书稿的推荐信函已有四个月,因此他特别提及:“由于此稿经几个人看过,已耽搁了一定的时长,盼尽速阅示。”意思是要其他几位领导尽早翻阅,作出决定。

正因为有这样的表态,这部书稿终于通过了。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那时出版社对外籍华人作者的书稿,以及书稿中一些不同寻常的表述,是有种种顾虑的。而编辑也是过分的谨慎小心,出这样的一部书是多么的不易。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最初用英文写成,后由他自己译成中文的,正如黄先生在自序中所说:“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祖国的语言又有了不少的发展,隔膜更多。”原稿在遣词造句上有不少难懂之处,因此在征得黄苗子先生同意后,由我请北大求学时同窗好友沈玉成同志对全书作一次全面的文字加工。沈玉成同志也于1958年因“右派”政治问题调到中华书局,我们又成为难友,1969年又同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4年他调到《文物》编辑部工作,“四人帮”粉碎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于古代文学研究。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才。

1980年1月,玉成同志将第一章修改完毕,我复阅一过,就由我起草,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给在美国的黄仁宇先生写一封信,并将修改稿寄他,信中说明改稿时的几条原则:

  一、保持原作的论点和材料;

二、尽可能保持您原有的文字风格,即文言白话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语言,同时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译文的意味;

三、对某些语意不甚明了的,或并非必要的词句稍作删节;

四、个别段落稍作调整。

信的最后还特别提出:“润色稿如您认为有不妥之处,请径加改正。”这样做,既坚持编辑工作的规范,又充分尊重原稿和作者写作的意向。中华书局自50年代起就接触过不少专家学者,“文革”前后,因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编辑部人员经常与唐长孺、王仲荦、启功、张政烺、王锺翰等先生一起商讨书稿问题,已养成一种不卑不亢、切磋交流的风气。玉成同志在《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加工工作上化了不少力气,但当时我们在信中还是表示最后由作者来定稿。

黄仁宇先生对第一章的修改稿表示满意,由我起草的中华书局编辑部1980年3月22日信中即提到:“三月八日寄来尊著《万历十五年》原稿第一章,以及给编辑部与傅璇琮君的信函,均已收悉。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分随函寄上第二章,亦请审正。”

这样,我们就把沈玉成同志修改后的稿件,逐章寄给黄仁宇先生,每一次寄时都由我拟写一封信,而这些信函都经当时副总编赵守俨先生阅改,可见当时的中华书局对此书稿很认真。我们充分尊重著者意见,同时也不回避我们的看法,如1980年6月6日一信中就提及:“第七章中有一段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认为以删去为宜,或作必要的修改,均请酌定。”

黄仁宇先生对编辑部的信也很认真、重视,每一次接到修改稿后都加回复,有时还谈得很具体,如1980年3月8日的信,还详细解释明代的“仗刑”与“笞刑”有什么区别,以及他原稿中的笔误;他还注意校样中英文字母的错植处,这封信中即提到该稿所列参考书目,其中Ricciane,其第4个字母C,校样中排成e,可见其十分细心。他也尊重我们的意见,为上述提及的关于马克思评论一事,他在1980年6月24日的回信中就表示同意删去:“第七章提及马克思也与论李贽关系至浅,遵命删去。”

当然,他有时候也认为修改稿的行文风格前后有所不同,并与其原稿有差异之处,提出一些看法,对此我们也作了解释,如1980年4月22日将第四章寄出时,附我起草的编辑部一信,其中说:“沈君润色稿中某些笔误和材料上的异同,您可径加改正。他曾向黄苗子先生及编辑部表示,他本人并非专攻明史,所以仍以您的定稿为准。又,二、三两章及以后各章的润色稿,亦均出沈君之手。据我们看,行文风格与第一章似尚能一致,或许由于内容的需要以及希望尽可能保留您原作的风格,致使您有差异之感。您在下次来信时,请具体提出您的想法和要求,以便转致沈君再作润色。”

这里附带交代一下,当时我们收到黄仁宇先生的信,为便于沈玉成同志参考,就把信转玉成同志,但他并不全部返回给我们,可能积存于书堆中忘了,而他本人又于几年前去世,因此我们的文书档案中还缺少好几封黄先生的信,甚为遗憾。

这样,书稿来回修改、寄递,一直到1981年6月间才大致定稿,并发排,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81年6月7日致黄仁宇先生一信,告知此事,并谓:“因印刷厂排印日期限制,校样以后拟即请沈玉成先生(或转黄苗子先生)阅定,不再寄上(因邮件来往日期太长)。”但黄仁宇先生很认真,还是要看校样,直至1982年3月5日,他才把最后一部分校样阅毕寄还,并在信中表明:“内注释及书目部分曾辗转查核,正文则只粗率看过,亦有以前执笔的地方稍改正三数处。”接着,1982年3月14日又写一信,请改正数字。读者可以想见,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不论原稿、校样,经中、美两地的编者、作者反复阅看,差不多经历两年半的时长,可以说是慢工出细活,这在现在也是很难想象的了。

接下来就是出书,出书就涉及稿酬问题。黄仁宇先生于上述1982年3月5日信中即已表示:“杀青之日,仍遵原议,著者不受金钱报酬。”但中华书局仍与黄苗子先生联系,托他征求著者关于稿酬支付的意见。黄苗子先生分别于1982年4月20日、5月21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两封信,5月21日信中还附上黄仁宇先生同年5月7日的信,黄仁宇先生对沈玉成同志的修改稿是满意的,他在书前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及:“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正因如此,他表示,他不收钱,只要书,希望中华书局多寄他一些,以便他分送海外学人,但同时又说,数量不必过多,怕“印数不敷分配”。他明确提出,将稿酬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先生,还说,再有一部分给黄苗子、廖沫沙两位先生,作为联系此事的“车马费”。关于后一点,黄苗子先生两封信中都提出免收,他于4月20日信中说:“关于廖沫沙同志的封面题字,你局当然照向例付酬,此外并无其他所谓‘奔走’费用,黄先生不了解国内情况,已代解释。”实际上黄苗子先生为此书操心出力,已远超于一般的“奔走”。这是君子之情。附带说一下,黄仁宇先生本是请廖沫沙先生为此书写一序言的,但后来廖先生由于健康原因,未写序,只题了书名。

黄仁宇先生在祖国大陆有一位妹妹,在广西桂林橡胶设计院工作,黄苗子先生曾问及是否能够予一部分稿费,仁宇先生说可以考虑,但信中说:“但如贵局愿付与少量报酬,笔者亦不阻挡,只是人民币三十元、五十元之间则已至矣尽矣,再多一分即与鄙意相违,亦陷笔者于不诚。”这样的数字,我们现在实难以想像。黄仁宇先生一再表示,他只要书,不要钱。两位黄先生作为文化人士,在那一时期这种不同寻常的心态,很值得回顾、研思。

这是1982年初版印出时的情况。上面说过,1982年初版印数为27,500册,很快销售于海内外,此后即有日文、韩文、德文、法文等译本,这就牵涉到著作权的问题,需按有关规定办理,不能像1982年那样纯粹是君子一言而定。这就要签订各种出版合同。1981年我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不在古代史编辑室,因此《万历十五年》正式发稿时就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来的王瑞来同志担任,以后涉及再版等合同事,则由此后任副总经理的邓经元同志及对外图书贸易部主任许宏同志办理的。当时中华书局对市场经济下的著作权问题,还不是很熟悉,这从1994年10月17日黄仁宇先生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到这时,《万历十五年》除英文原版及中文版外,已有日、韩、德、法文版,但中华书局那时寄去的合同草稿,还写中华书局享有“全世界”版权,黄仁宇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表明他毕竟在国外,除华夏的君子情谊外,还是有清醒的市场意识的。关于此事,后就由邓经元同志起草一信,于1994年11月上旬致函黄先生,信中谓:“上次信中附上的由傅先生签字的合同,是我局通用的重印合同。当时未细加斟酌,诚如您来信指出的,其中确有不妥之处,如称有‘全世界’版权字样,等等,谨致歉意。现草拟另一份寄上,您可以修改补充,待双方同意后再签字。”邓经元同志处理很得体,事情也就圆满解决。

这一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从编辑部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花了三年有余的时长,这当然有当时的客观环境,但书籍总是一种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当时中华书局编辑部与著者合作,还有黄苗子先生周旋,用三年时长出这一精品,从时长观念放开来看,还是值得的。出版社能如此投入,反复阅改,这恐怕在那时才能做得到。

傅璇琮:《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

傅璇琮:《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

傅璇琮:《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

独立出版|《曹魏的诗》小印量

钟声

有一天,我站在嘈杂的集市中,闭目

听到遥远的地方有钟声,一声一声

每一声,平稳、安定、从容

穿过了人群,在空中飘动

我能感觉得到,山顶上的风已经停止

草色连城,一片灰色的牧场

垂直着,横陈在观众前

赶集人诉说昨天晚上梦见的青铜

钟声充耳,不闻,漆木已成材

桑葚树之林冒雨生长

传说中呕丝人都把布匹献给了锡纸工匠

渔网有很多,鱼满足不了人们

人们种植麻田,钟声至此,都不动

牛羊成群,跟随牧人降于天际,衰老之躯

弥漫于晨雾,而旌旗招展

我说集市里有条河

河的左岸摆满有窟窿的桶,右岸起雾,燎原

水声潺潺,高处,已无寒气,钟

自鸣,岩浆之源斜下,牧场就空了

钟声不远,一声而逝

我睁开眼睛,青草芸芸,一抹而过

青色渔夫

有一位渔夫,着青衫

沿河岸走走停停,河中多鱼

河很宽,发源于深山,穿过村镇,穿过城市

流经众多人,很多人落水为鱼

鱼儿们在河中欢快游弋

水草与沙泥曾经堵塞河道,但最终

被鱼儿们冲破并吃掉

渔夫在打鱼之前是樵夫,深山中砍柴

柴刀锋利,如冬季夜里寒风

多么粗壮的枝干,只需一刀便可

后来一棵苍树倒下时压伤了他的腿

从此不能上山,只能养伤,看山

伤好后,弃柴刀,学打鱼

沿着一条河走出很远很远,青衫不变

河中的鱼分两类

一类是青色,一类是红色

渔夫下网,每有大鱼可获,自是喜悦

所获之鱼红色放生,青色自食

春来暑往,渔夫的青衫已嵌入身骨

与血肉相融,发肤皆成青色

一日狂风暴雨过后,傍晚夕阳如火

渔夫在岸边伫立回首,河无尽头

水面泛起一层厚厚的灰烬,不见河底

渔夫沉吟半晌,将网悬于岸边林中

纵身,落水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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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82年生于唐山的诗人曹魏的诗集,小印量尝试。

《钟声》和《青色渔夫》这两首诗,颇能代表作者的画面感极佳的语言特色。

萧萧树作序。诗集共囊括作者甄选的近年诗作70首左右。

韩松编排。

编者:

有人言,“诗,是语言的意外”。

诗,不仅是神启的现实体现,诗还是人对本身力量的自我体认。

-end-

独立出版|《曹魏的诗》小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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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复活与民族复兴》一书出版

《文化复活与民族复兴》一书出版

本报讯 日前,由北岳恒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王继光编撰的新书《文化复活与民族复兴》一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王继光先生生于1951年,已过了耳顺之年。豪爽热情的王先生一谈到文化二字犹如拉开了话匣子, “老三届知青”的锻炼;工厂里辛勤的汗水,铸就了王先生的人品。1983年开始,也就是在34年之前,王先生开始从事恒山旅游工作,北岳的秀美让他在工作之余还笔耕不辍, 2009年4月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恒山与”和文化”》,对恒山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先生还对易学文化有深入的研究,自号北岳闲人,现任北岳恒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易经协会副会长;近二十年闲居恒山研习《易经》与诸子百家思想,颇多心得与感悟;王先生就是将这些感悟与心得诉诸文字,方有《文化复活与民族复兴》大作的问世。

《文化复活与民族复兴》全书共21讲,涉及民族历史、文化复兴、文化自信、易经思想、礼治与法治、尚贤与尊德等话题。作者在书中认为《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对儒道释乃至多种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术奇观。作为诸子百家的”大易”,以其特有的要素与要素组合方式探寻了宇宙、社会和人生,体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命理。

「藏家故事」杨好:收藏是私人印记,出版是公共分享

「藏家故事」杨好:收藏是私人印记,出版是公共分享「藏家故事」杨好:收藏是私人印记,出版是公共分享

杨好(一好阅读创始人、艺术史学者、收藏家)

2017年10月30日,“丢勒木刻版画作品展——来自杨好女士收藏”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官邸(北京)开幕,展示的11幅丢勒木刻版画均来自杨好的私人收藏。在开幕式上,德国大使柯慕贤先生称之为:“中德文化友谊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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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华大使及夫人柯黛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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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杨好在展览开幕式上发言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丢勒收藏只是杨好欧洲大师画收藏体系一部分,每个得见她收藏的人几乎惊讶不已。年轻的杨好,不只是一位普通的藏家,也是一位艺术史学者。她做的事情远不止于此,杨好同时成立了出版机构一好阅读,既扎实地做图书出版,也在布局实体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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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杨好女士

向德国大使柯慕贤先生介绍丢勒收藏

才女型藏家

见过杨好的人,对她有一个评价:优雅、大方、古典以及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但杨好并不是那种“乖乖女”,用她自己的话说,从小生长在人文艺术的环境里不得不早熟敏感,阅读了大量书籍,童年和少女时代就完成了人文基础阅读—— 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的诗集,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作品以及大量文学作品。除此之外,杨好从小就接受钢琴、芭蕾的训练,开启了她对艺术的理解,那个时候,她想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人。所以她学习多门语言,通晓英语、德语、甚至中古英语。

由于早慧,杨好从小接受了多面人文学科的熏陶。读大学时,她选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剧本写作;之后她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她想打开文化流动的通道。但学习一年后,杨好发现艺术史对她的吸引力,决定学习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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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与导师彼得·汉弗利(Peter Humfrey)

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杨好跟从彼得·汉弗利(Peter Humfrey)教授学习艺术史。这所学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曾在这儿学习。彼得·汉弗利(Peter Humfrey)教授是当今世界顶级的文艺复兴绘画研究专家,同时还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文艺复兴顾问。

杨好是他退休前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也是唯一一个专注文艺复兴的亚洲学生。Peter将他的博士论文课题交给了这个硕士研究生——整理英国十七世纪大贵族汉密尔顿公爵家族的收藏史。为了这项研究,杨好拜访现在的汉密尔顿老宅,3次去匈牙利、6次去奥地利查阅资料文献,阅读70封17世纪的书信原件。

杨好为《国王的演讲》的导演Tom Hooper做过私人助理,电影节结束的时候,他写给杨好:“现在,你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帮助我。”杨好也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实习,她希望不断超越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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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收藏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逐出天堂》,

1510 127 x 98 mm

带着这些经历,在这样的年纪,杨好已成系统地收藏了丢勒、德拉克洛瓦、勃鲁盖尔、小大卫·丹尼尔斯、威尼斯画派等大师作品。靳尚谊、隋建国、余丁等艺术大咖,包括德国驻华大使,法国驻华大使看过杨好的收藏,都颇为惊讶。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7、18世纪的油画、版画、素描,再到欧洲贵族生活中的银盘、瓷器等生活器物(如绅士旅行梳洗套装,阅读书籍时把玩的玳瑁放大镜,以及当时贵族观看歌剧时佩戴的望眼镜等)也被囊括进杨好的收藏系统里面,它们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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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收藏毕加索瓷器

杨好并不是那些市场上很热作品的追随者。与大多数藏家相比,她拥有足够专业的艺术史知识和人文背景作为支撑,无论是勃鲁盖尔300年来都没有在市场上公开露面过的油画,还是一幅扬凡·格因的素描人物肖像,每一幅画背后不仅仅是艺术史的知识,更是400年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就像杨好特别指着扬凡的作品说到:“这是荷兰风景画大家,他基本没有画过人物,这张画不仅画的是人物肖像,而且是扬凡为他朋友出版的书籍画的一个扉页,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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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阅读创始人、艺术史学者、收藏家

杨好

收藏的责任

杨好的第一件收藏是在拍卖上买下来的。那是一个由英国工匠制作,供西班牙贵族使用的银制雪茄盒。当时她还在上学,也是第一次走进拍卖行。那天正好是圣诞节。也许是想买一份圣诞节礼物,她举起手中的牌子拍下了这件作品。现在她把这件银器放在自己书房正中。

慢慢地,杨好开始走进TEFAF展会,“我进TEFAF的时候还是四年前,真的是极少中国人关注。从去年感觉大家开始谈论TEFAF这件事儿了。刚开始进入西方收藏系统的时候是很孤单的,但是慢慢地也在这个过程中结交到不分国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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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收藏欧仁·德拉克洛瓦作品

后来更多地,她通过“西方存在的老画圈子”和欧洲一些家族寻找大件作品,最好的作品往往不是可见的作品。无论是谁推荐,杨好在建构自己收藏体系的同时,需要更进一步做她的研究工作。收藏古典绘画,其实对个人的专业性考验更严苛。为此,杨好在学生时期几乎跑遍了欧洲所有的博物馆去观看大师的原作,也不断向每一位遇到的专家学习。

“在欧洲的时候我与很多老藏家有过接触,我发觉他们都希望从自己收藏的作品里找到艺术史背后的某种真相。你自己不去成为一个专家,是很难收藏西方大师画的。如何观看细节,如何辨别古典作品的真假,只有当你真正研究了之后,心里才会有这个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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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收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圣母荣光·圣母的一生》,

约1502 直板纸,

297 x 213 mm

“比如丢勒的版画,因为丢勒在当时实在太有名了。所以不光是我们这个时代在造丢勒的假,17、18世纪也有造假的丢勒作品。所以在收藏古典大师作品的时候,不仅要辨别当代的伪作,还要辨别之前时期的伪作。辨别其实是一门学问。”

收藏西方艺术的过程,杨好也有过“误区”,由于研究过贵族的收藏,也亲自去看了太多英国老宅、欧洲贵族生活等,一开始她被所谓的贵族化、皇室的东西迷花了眼睛。“这些东西让你头晕目眩。会让人觉得拥有一件老东西,就是在过18、19世纪欧洲贵族化的生活。这是我最初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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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收藏德拉克洛瓦作品

但久了之后,杨好发觉,其实欧洲的这些艺术品讲述了太多比贵族更残酷的事实。比如勃鲁盖尔、丢勒、德拉克洛瓦这些艺术家作品的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社会现实、政治以及宗教的含义。慢慢地,杨好被这些古典绘画蕴藏的文化精神所吸引。谈到自己正在形成的收藏体系,杨好表示:“我希望通过我的收藏使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关于古典艺术的故事,并将大家对西方艺术漂亮的标签揭开,告诉大家真正发生的事情。”

“我不喜欢所谓圈子的玩法,捧场会使文化艺术盲目。那么我就试试打破圈子怎么玩儿。”

也是基于这样的收藏理念,杨好有了投身出版事业的想法。只有通过出版和书籍,才能记录和传递所知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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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阅读出版《从A到Z:当代艺术关键词》

UCCA新书发布会

一好阅读

2014年春天,杨好来到英国老牌出版社费顿,让他们惊讶的是,一个中国女孩提出的“不可能”的要求——重新选编费顿书系,引进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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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在2017年微软科技大会上演讲

这就是杨好投身出版事业后,做的第一件疯狂的事。她将关于《提香》《卡拉瓦乔》《安格尔》三位艺术大师最完整动人的艺术史引进到中国,历时3年,投入350万元,最后限量只印了25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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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阅读出版费顿经典《时长的回归》系列

《提香》《卡拉瓦乔》《安格尔》

杨好将这套书命名为“时长的回归”(Time Immemorial),她做到了第一套书就取得出版领域里最有门槛的英国费顿出版社的授权引进,并且打破费顿的原有书系,重新成为新的书系。这件事情也引起了英国金融时报资深专栏作家Melanie Gerlis的兴趣,特意做了采访,刊登在英国金融时报上。

现在杨好已是“一好阅读”(Boundless Books)创始人,从2015年投身文化出版开始,杨好的一好阅读团队已经推出了《费顿经典:时长的回归》系列第一辑《提香》《安格尔》《卡拉瓦乔》、《伦勃朗和他的时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从A到Z:当代艺术关键词》系列品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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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到Z:当代艺术关键词》书影

《从A到Z:当代艺术关键词》这部“全球当代艺术黑皮书”,上市3天就成为亚马逊最畅销的艺术评论类书籍,6天入围整个亚马逊网站TOP500。一个月内,7、8家盗版商将这部书铺满了淘宝。这部由国际顶级艺术杂志Frieze推出的25周年精选集,在伦敦上市3天即被杨好选中引进,历时11个月打造,9月份新书发布会时,被诗人王家新、西川,学者余丁、汪民安,艺术家隋建国、向京、刘韡、秦思源联袂推荐。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6月《伦勃朗和他的时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吸引了几十万观众。同名出版物,则是由一好阅读出版的。收藏伦勃朗藏品的卡普兰基金会直接指定委托杨好带领下的“一好阅读”来出版。这是两种文化建立在彼此品位与专业基础上的信任。

「藏家故事」杨好:收藏是私人印记,出版是公共分享

见到杨好的时候,她已经连续几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很快,“一好阅读”的首家实体书店将在国家大剧院开幕。很多人问过杨好,瘦小的身躯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杨好这样回答:“我崇尚古典之美,但我更爱我们所处的时代。我希望的是,多做一些基础建设的实事,让古典与当代相遇,创造出一个新时代。”

当初Peter导师托付给杨好带回国的38箱珍贵的文艺复兴研究资料,依然存放在她办公室的书架上。那个曾经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早慧”女孩儿,早已成为职业的、充满责任感的智慧女性。就像她在2017年的微软科技大会演讲时讲的:“感谢阅读,让我们期盼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藏家故事」杨好:收藏是私人印记,出版是公共分享

作者:罗书银

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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