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集》:“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文艺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文艺

——《汪曾祺集》出版

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

《汪曾祺集》:“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文艺

《汪曾祺集》散文作品六种。 图片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提供

“作为一名颇受文坛喜爱的大师级作家,汪曾祺先生的创作深具中国古典文化的气质与精神。适逢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出版一套名家经典文集,向读者展现纯文学的魅力,引导大家学会审‘美’,于阅读和创作而言,都具有别样的意义。”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杰这样阐释《汪曾祺集》出版的背景。

十年“磨”一套文集

新出版的《汪曾祺集》,包括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四种,散文集《晚翠文谈》《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六种,含小说百余篇、散文三百八十余篇,约占他一生中创作的全部小说作品的百分之八十、散文作品的百分之七十。在主编李建新看来,与此前出版的各类文集相比,《汪曾祺集》更为凝练地展示了汪曾祺的创作精华。

“《邂逅集》初版于1949年,是汪曾祺第一部小说集,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写市井人情。《菰蒲深处》以高邮为背景,收录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小说代表作,是作者给故乡的情歌。《晚饭花集》收入作者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矮纸集》是依照地域背景分类的一部小说集,写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晚翠文谈》是一部文论集。《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等散文集,既写花鸟鱼虫、人间草木,也记故乡景致、旅途见闻,亦有食货、人物、文史、掌故等,塑造出一个本乎心性、纯真善美的文学世界。”李建新介绍。

早在十年前,李建新就曾写过一份《汪曾祺集》的出版草案。为何这一出版计划延宕了十年,至今年才将文集出齐?主要因为自己比较“磨蹭”,李建新认为。

为了查实有疑问的字,李建新反复比对,首先是参照手稿,如果没有手稿,则比对多个版本,仔细推敲后得出结论。如收入《矮纸集》的短篇小说《侯银匠》,此前出版的版本将“侯银匠的女儿侯菊很能干,能将一锅饭煮成‘硬饭’‘软饭’‘烂饭’”错录成“侯银匠的女儿侯菊很能干,能将一锅饭煮成‘硬饭’‘软饭’‘焖饭’”。“焖”只是煮饭的方式,并不能与“硬”“软”并列,成为一种指示软硬程度的形容词。这些文字和逻辑错误,都在新的版本里得到了修订。

李建新的修订原则,也经历了从初期觉得不合语法规则即修改到反复琢磨,尊重作者“原生态”创作的转变。如小说《复仇》中“小草的叶子悉率弹了一下,一个蚱蜢蹦出去”,按照现代汉语,“悉率”应为“窸窣”;小说《老鲁》描述走山路挑水声“斤共斤共”地响,“斤共斤共”并不怎么常见。为了保留汪曾祺文字的那股“活气儿”,这些细节都保留了下来。

“作家铁凝曾评价,汪曾祺的创作让青年作家重拾了对现代汉语的信心。因此,尽力为人们呈现汪曾祺文字的原貌,是修订、编辑、出版这套文集希望达到的目标。”李建新说。

“他身上,藏着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生于上世纪20年代,亲历过抗日战争,40年代在西南联大学习中文,50年代初期编辑整理民间文学,后赴基层参加劳动,60—70年代主创样板戏,80年代重拾文学创作,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了现当代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他的小说创作起步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小说出手已不凡,《翠子》《除岁》《灯下》《驴》等短篇小说与名篇《鸡鸭名家》《老鲁》具有相同的品质,不输于后来为他赢得文坛声誉的《受戒》《大淖记事》。进入80年代,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鲁迅、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中国新文学传统承接下来,在文学史上具有别样的意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分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命题,都可以在汪曾祺身上找到线索,如西方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乡土叙事与现代性的关系。他联结起现代与当代,打通了民间故事和士大夫传统,融通了雅与俗,以及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他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枢纽。”杨早这样分析近年来在学界和读者中逐步升温的“汪曾祺热”。

从《汪曾祺集》收录的作品来看,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看得出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影响;《羊舍一夕》等60年代小说,写的是“上山下乡”时期的民俗与风土人情;进入80年代,他把现代汉语从“文革”语体中解放出来,又不同于“伤痕文学”,而是接续了《边城》等作品的人文传统。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感知一股二十世纪以来由中国文人创造的文脉,在缓缓流淌。”陈杰介绍。

用“中华美学”,写“中国味”

“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汪曾祺行文,就带着传统美学的古意。”杨早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以故乡江苏高邮为背景,写平凡人物的故事,字里行间润泽着江南小镇的“水”气。他笔下的高邮,正如呼兰河之于萧红、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其间的记忆、风俗、人情,是通过文艺作品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

文艺评论家孙郁在《一个儒者》一文中写道,“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

“现代以来,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就一直在进行,白话文、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其中一直存在着学习和坚守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命题。如何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打造具有中国气象、中国精神的文学传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希望《汪曾祺集》以及更多当代作家原创作品的出版,能为这个问题的探索与解决贡献一点绵力。”陈杰说。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11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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