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书法界写字的多,却很少有研究书法理论的。李元博潜心研究书法美学四年,运用黑格尔美学解析中国书法,创作50万字的巨著《书法美学解析》,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本版书出版发行,该书出版发行引起了书法界和学术界的震动。9月23日召开的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研讨会,国内专家、学者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也引发了学术大讨论,近期不断有各地专家、学者对此书发表意见,本期两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值得一看。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李元博 简介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1954年12月生,陕西兴平人,宁夏大学政治系政治历史专业毕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全国公安文联理事,陕西省文联委员,陕西公安文联第一、二届主席。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

历任解放军某师新闻干事、兰州军区《人民军队》社编辑、兰州军区政治部政工研究室研究员、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陕西省安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陕西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陕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李元博在《书法美学解析》首发式上

书法作品:先后获全国公安民警书法大赛一等奖(中国书协,全国公安文联主办);第八届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艺术类二等奖;第四届公安部卫士之光三等奖;入展全国公务员书法大赛(中国书协主办);2012年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法作品展,出版《李元博书法作品集》。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首发式现场

其书法主要追摹晋唐王羲之、颜真卿行楷,张旭、怀素、孙过庭草书。对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小楷,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颜真卿《争座位》《祭侄稿》行书,以及怀素小草《千字文》等帖用功尤勤,研习尤深,逐步形成了端庄秀美、笔力凝重,洒脱自由的书法风貌,成为继承晋唐文人一路主流书风的实力派书法家。

其人兼有思想理论家的品格。四十多年来从事军队和公安政治机关工作,并一直钻研哲学。采写、撰写、编辑了上千万字新闻稿件、理论研究和机关公文,对思想政治工作、新闻舆论导引、社会人生、书法美学等都形成了充满科学思维,具有普遍价值的深刻见解。著有杂文集《观照自我》,公安政治工作理论专著《陕西公安政治工作实践与认识》,书法美学专著《书法美学解析》,是一位具有哲学思维的学者型书法家。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向上滑动启阅)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作者马晓安

元博兄,一位书法家、一位非职业书法理论探索者,却写出了一部50万字的《书法美学解析》煌煌大著,我不得不首先表示敬意。

《书法美学解析》以黑格尔美学思想为依托,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地观照、考察、解析中国书法及其美学特征。这在中国书法美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事情,这也正是这部巨著的价值和贡献所在。

中国书法传统理论以创作论者多,鉴赏论者少。即是有鉴赏者,也与创作论者类,往往为“意象”说,以“如也”释之,含蓄、朦胧,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中国哲学的大境,亦是艺术之至高境界。这类“心性”“意象”的学说,与西方语境相“隔”,阻隔了西方乃至世界认识解读甚至享受中国书法的美学意趣,使民族的中国书法艺术难以成为世界艺术。

李元博认为,依托黑格尔美学思想、以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自然地、历史地认识和解析中国书法现象,是正确而科学的途径,唯此才能对中国书法做出真正科学的评价。李元博的《书法美学解析》既是建立在黑格尔美学思想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框架下,是以哲学和美学的理念,观照考察中国书法及其艺术审美,意在构筑起一套全新的中国古老书法艺术的审美认识论和方法论,以科学的探析中国书法之美学特征。即以世界共识文化语境下的审美哲学视角,窥寻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古老书法艺术美学妙境,让世界认识领略享受中国书法艺术之美,也使中国书法艺术得见世界审美的阳光。这套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其表达语言是西方的,亦是中国的,有着鲜明的本土意识,也与西方审美思维和语言共融共通。

我们知道,黑格尔西方语境下的客观唯心主义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非类属哲学(尽管有“辩证”的共性),中国书法又属中国文化背景下心性的主观主义艺术。三者交叉为两种文化语境,两种类属哲学。要以前两者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解读后者,实属高难度“动作”,甚或有人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读李元博的《书法美学解析》,常常见其“绕行”“迂回”,甚或“絮絮叨叨”,可以见出元博兄“说”的艰辛与不易。然而,正是李元博有着对中国书法的深厚学术积累,对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深刻把握,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和熟稔运用,其《书法美学解析》理论逻辑严谨,思辨丰密,体系恢弘,且能自圆其说。无愧为一套全新的完整的解析中国书法美学的理论体系。也足见出李元博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体系构建的过人智慧。

《书法美学解析》分上下卷,上卷立论“书法是艺术”,下卷解析“书如其人”。

上卷,李元博以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理论,对书法一般性质进行辩证考察,对至今流行的一些艺术理论观点进行深刻反思,继而从书体演变的客观过程中准确地把握书法艺术的精神内容与外在形式以及二者的关系和本质,并从书法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比较中明晰书法的艺术性质。籍此认为“书法符合艺术哲学关于艺术的一般概念”,结论是:“书法是艺术”!这一结论是李元博依据所执艺术美学与认识论和方法按照严密的逻辑,推论出来的判断,是客观的。不是非理性的感情使然。

这一书法身份的确立,厘清了当下书法讨论中争论不休的“是非”,既回答了书法非艺术论调,也扬弃甚至批判了书法“功利式的泛政治伦理艺术观”,为书法卸下了诸多“使命”包袱,让书法以书法艺术的身份,去演进流变。如何继承,如何创新,如何发展,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它的规律和自身的调适能力。那都是书法自己的事情,敬请那些与书法无关的“人为因素”和“伦理道德”们走开。

廓清书法非艺术奇谈怪论和“功利式的泛政治伦理艺术观”,还书法以“清白”的身份,这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下卷,李元博对人与书法艺术关系进行了全方位辨析与解析,认为,人成就书法有两个基本要件,即人的精神本体和书法技术。人的精神本体又包括人的意志和理念两个方面。意志最终表现出来是人的精神世界,代表着人的精神追求。理念则是人的精神本体在具体的书法作品中蕴含或诉求的精神内容。而一个人的书法艺术理念是书法作品真正的精神意蕴。以黑格尔美学思想和唯物辩证法哲学观照,书法艺术应该是人心灵的精神活动。而影响人“心灵精神活动”的要件,恰与传统书论里“书如其人”的基本和主要方面吻合。如此就打通了传统书法理念与李元博在此所持西方科学艺术理念的认识通道。让他的研究讨论就一下子方便起来。我以为这是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理论的关键所在,也是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的重大贡献之一。

我尤其感兴趣而且为之欣喜的是,李元博对于“人品”与书品的关系首次做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人的品格与书法作品的品格毫无疑义是有联系的,但不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认为,按照艺术哲学原则,与书法外在形式(含书法技术表现)直接结合的是书家的书法艺术理念。而且“人品”对人书法艺术理念的影响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书者的书法技术必须过关。如此“有人品凝聚并形成的直接的书法艺术理念”,就会把理性的正大的人品表现为现实的书法外在形式,从而创作出流传百世的书法佳品。他强调,对于书法而言,“一切精神因素的书法表达,都要通过理念(观念)或情感才能完整表达出来。”

基于这一判断,他说,“至于宋人欧阳修、苏东坡的‘人品即书品’说,没有技术因素和书法艺术理念的考虑,与这里的讨论不是一回事。”自然,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也就“与这里的讨论不是一回事”。

这又厘清了“字如其人”的艺术与非艺术因素,包括直接与间接因素和主要与次要因素。让艺术的归艺术,道德的归道德。

李元博关于书法属性和书法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是依托黑格尔美学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的,而其研究结论让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更加纯粹起来;这一纯粹的书法艺术放过来,又更加便于用西方美学理论考察研究,便于用世界审美观、审美认识论和方法论去审读欣赏中国书法。我以为,这恐怕是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论著的一个意外惊喜。这在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树立文化自信战略,让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李元博的“新理论”《书法美学解析》是首次,是研究,是探索,肯定有不完善甚至缺陷之处。所以我不敢说《书法美学解析》打开了中国书法走向世界之门,我只能说李元博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一家之言,敬请专家批评。(作者马晓安为书法家、作家、书法评论家)

李元博 掀开了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的一扇窗户

书亦载道——读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有感

卜贺

《书法美学解析》借助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论断,对于起源于象形的中国汉字的书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从仓颉造字到夏商古文、周朝的大篆到秦代的小篆、秦汉隶,再过度至汉末的今体书,魏晋楷、行、草书……作者将书法艺术生成发展变化的整个历史按照时长顺序概括为三大类型: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这三大类型的解读:在书法作为象征型艺术的阶段,人的精神意识经历了由受自然驱使向自由发展的过程,书法的书体样式也经历着从最原始的模拟物象到具体象征到符号化的发展过程;在书法作为古典型艺术的阶段,人的精神意识与外在表现形态能够比较完美的结合,今体书由产生到标准化的过程即对应了这个阶段;在书法作为浪漫型艺术的发展阶段,人的精神意识的主体方面得到充分发展,书法艺术的精神内容突出了人的意识的主体性表达,书法表现上尚意轻形。以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尚意”书法家既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书法理论界向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与“宋人尚意”之说,李著以“尚意”为突破口,在“为什么”上面下足了功夫。

“尚意”是宋代书法特征的基本概括和主流。关于“尚意”的书法理论,我们以为真正深刻的并不在于对“尚意”内容的阐释及其对于书法书写的实际操作的表达,而在于“尚意”背后那个理论。这个理论不是别的,恰恰正是我们北前谈论过的“书品即人品”的“书如其人”。因为与书如其人相比,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宋人对“尚意”的具体论述也都不过是具体认识和实施办法的方法而已。

事实上,宋人提出的“字如其人”(人品即书品)是对此前的“字如其物”(“自然”“象本”)的超越和挑战……

作者由“物”及“字”,再由“字”及“人”,由认识论、方法论触及到观念论和价值论。作者将“宋人尚意”概括为以下四个特征:

其一,轻法重意。在法与意、形与神的关系把握上强调“意”与“神”,注重书者个人的内心感受的作用。其二,彰显个性,即表现在打破旧的规矩束缚,寻找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路径。譬如苏东坡就认为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尽意,法是人为的,本着尽意的目的,自己也应该完全可以“作古”、我自用我“法”,他书体的“扁肥”和执笔的“宽而松”且用“拨镫法”,也都是本着个性的发挥而为的。其三,崇尚自然,强调“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为书至理,把“信手自然”作为作书的基本准则。其四,意随文生,把学问、修养和思想观念当作书法意的基础,为意找到了来源。是“识”之在“心”,“见”之于“目”,学而应“手”。由此也产生了后来的“书卷气”。“书卷气”是黄庭坚所说的学问修养的外化。由此可知,宋人的“尚意”的精神内容至少包括了苏之道德人品与黄之学问修养在内。

作者认为,苏、黄、米的书法,是他们三人人品道德学问修养通过书法这个载体的折射。而其人品道德修养学问是从何而来呢?其价值取向如“轻法重意”“彰显个性”“信手自然”“意随文生”形成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和社会条件之中呢。

我们还可就此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文化探索与历史寻踪。

据一篇叫做《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适意、优雅、超拔》的文章所言:宋代的文人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平和优雅、含蓄蕴藉的诗意生活……朝廷实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推行“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文人们有了极高的政治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晋文人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还须仰仗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大搞文字狱,文人动辄得咎,一个字写不好都会招致血光之灾。更让今人羡慕的是: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要,享受着丰富醇美的人生乐趣。

宋代除了优待文士、以儒立国的政治环境之外,哲学思潮的流变也为文人的品质生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儒、道、释三教渐趋合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士人精神振奋,热情参政;道家任自然、轻就去和佛家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够超然对待荣辱得失,不入“纵欲”与“禁欲”之极端,自如游走在情与理之间,使得他们保持着健全的人格。将罗曼·罗兰的话来说,就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将理性与感性调配得恰如其分”。

由此以来,即便在不得志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比如苏、黄、米、蔡中为首的苏东坡,才情冠绝一时,心存理想抱负,有志兴利除弊,在任时也多有建树。后与当政者不合,频遭贬谪,仕途多舛,却也并不灰心绝望,而能于逆境中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宠辱不惊,得失两忘。“此心安处是吾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他的这类词中即可领悟他通脱旷达的情怀。①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这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习照汉青”(文天祥),这更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时代,文人的主体精神空前高涨,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得以充分展现。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这种情怀势必体现在文人的诗词之中,乃至于渗透至他们的书写时的字里行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宏阔深远的词意与他草书的苍劲舒展的笔意堪称是异曲同工;岳飞在《满江红》中所蕴含的忠勇壮烈与其书风中的雄浑峻拔可谓是如出一辙。令人惊异的是,它还是一个逍遥自在的时代。“道人手种两三竹,使君忽来唾珠玉。不须客赋千首诗,若是赏音一夔足。世人爱处但同流,一丝不挂似太俗。客来若问有何好,道人优昙远山绿”(黄庭坚)。其诗风中的纯朴空灵与其书法中的奇堀宕逸应该是两极相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经济繁荣、商业发展和城市规模都超过了前代。

如此这般,宋代文人进可参与朝政建功立业,退可放浪形骸逍遥自在。所谓“入庙堂有门,出江湖有路”。用刘晓枫的话来说,就是“既可以拯救,也能够逍遥”。上下两条路都通着。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文字狱,文化政策十分宽松。文人活得相当洒脱,尽可以裘马轻狂,目空四海。至于几杯酒下肚后,抨击时弊,议论朝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今人羡慕宋人,不仅是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更看重的是他们的精神自由。

综上所述,宋人之所以能够“尚意”,是因为当时朝代具备了他们“尚意”的文化条件。如此这般,不仅文字尚意,文学尚意,文化亦尚意。归根结蒂,是文人尚意。海德格尔曾描述过我们生活的理想图景:人类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在我看来,当年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以至于后来的陆游、岳飞、辛弃疾……宋代这些光照千秋的文化人,宋代文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无论贵为重臣还是沦为死囚。始终保持着生活中的诗意。硬是把人活成了诗词。

在作者看来,决定书法外在形式的是人的精神内容。不同书家的天资、学养、品格(质)、情绪、性情、毅力、理想、思维方式、意志等等,成就了不同书家各自不同的精神本体,从而形成了每个书家的个人理念,进而最大程度地影响其人书法的外在形式。此为第一。第二:个人的书法理念固然出自书家的精神本体,但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层面上来说,这种精神本体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具体到每个人的精神理念来看,其理念内容中所蕴含的普遍性显然是来自他所处时代所在社会所属阶级的主流意识。总而言之,书家个体的特殊性,无法超越这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它只是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时代精神。

作者在回答了宋人“尚意”的“为什么”之后,又进一步追究了“怎么样”的问题:

从书法三种艺术类型及各种书法式样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已经完全清楚,书法外在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完全取决于作为精神内容的人的主体意识,即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产生了“画成其物”的象征型艺术的古体书,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产生了秩序感、规范性、符号性极强的古典型艺术的今体书,以精神内容溢出表现形式的以“尚意”为特征的浪漫型艺术,尽管没有再产生新的书体,却在书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倾向于“自我化”“多样化”。这些都是书法精神内容决定外在表现形式的主要的、基本的事实和理论根据,即第一个基本根源。除此而外,还有从“画成其物”最初文字形体形成以来的书体沿革的内在承续和规律性的作用,即书法外在形式自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和前后承续性的影响。这个方面的主要线索,就是书体式样由古体书的古文而大篆而小篆,由篆书而隶书,再由隶书到今体书的楷、行、草的全部演进过程之中的逐步、持续地去自然物象化,以及越来越符合人的自由心灵的自由书写的简便要求与符合纯粹符号化的文字形体的本质,这反映了书法外在形式自身的变化与发展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和前后承续性,这就是书法外在形式产生发展的第二个基本根源。以上两点就是我们对书法外在形式产生和发展根源的基本观点。

作者严守“无十例而不举一法”的学术原则,通过大量古今的事例与中外道理来支撑他的观点。从宋代文人在书法上的审美观念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上升到他们做人的价值观念上,并借此折射出一个时代主流社会在文化上的价值倾向。如此“书如其人”不再局限某一书家于某一流派,而是被概括为一个时代文人整体的精神写照。由此,李著对于“书如其人”的阐释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看以往其它书法著作,多为就事论事,从感觉出发,从技法出发,基本属于经验之谈。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今人探讨书法理论,不能再满足于“书者,心画也”“书者,抒也”之类说法。这种判断句式,看似简单明快,实则笼统武断。只下结论,不提论据。只回答表面上“是什么”,回避了本质上“为什么”。致使读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连“其然”都成问题。因其给人提供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个体经验和直观感觉,教人去猜度、推测、捉摸。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李元博释疑解难,正本清源。他详细考查了从书法产生、书体演进、书法艺术类型的更替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自然过程及其社会发展背景,并着手分析了历代众多的书家与其书法的关系,其人其书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书家与书家相互之间书法观点的比较、书法实践的比较,透过书法历史长河的蜿蜒曲折来窥测蕴含其中历代书家对于前辈在审美取向上的承袭与挑战,以及由此而影响到后来书法的变化与发展。力争将个案上升为类案,将特殊抽象为一般,作者不仅要梳理书法历史演进的来龙去脉,还要弄清整个过程变化发展的前因后果。从而在其中找出普遍规律,进而得出他的答案:人的精神意识决定着书法外在形式,书法外在形式表现着人的精神内容,人的精神内容和书法外在形式的关系是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书法艺术表现的本质联系。

记得我在写画家江文湛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世界在哲学家那里被抽象为诸般概念;在艺术家那里则必须具象为形形色色的美。而这本著作李元博所作的是倒过来的事,即把气象万千的中国书法由表及里地抽象为诸般概念。总之,要从书法历史发展大量的既成事实中,寻找隐藏其后的稳定规律,并把自己对于如上所述的那些基本问题的解答建立在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之上。

该书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大到布局谋篇,小到行文走字,都要符合理论的要求。比如系统性、整体性、规范性、科学性,结构的严谨,论证的严密。由于它诉诸的是读者的理性,它的观点必须奠基在大量的事实之上,它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环环相扣的论证之上。

判断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如何,当年顾炎武提出的两个标准:前之所未曾有;后之所不可无。李著的论述充满了开拓性与创造性,前一个标准显然已经达到;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后者。在我看来,李著的推出,为中外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一条欣赏、认知学习中国书法的科学途径。翻过来说,也为中国书法跨出国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用时髦的话来说,便是“让世界认识书法,让书法走向世界”。该书的出版,奠定了李元博在陕西乃至全国书法理论界的学术地位。

自古以来,文以载道。在我看来,书亦载道。在这里我所言的“道”是形上之道。所谓“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当今书法理论界,研究书法,多从“器”的层面出发,也就是从技法的角度出发,点画结体,章法布局……本书并不排斥“器”的作用,但重点探讨“道”的理性。换句话说,李元博既切磋“器”(多少年的真草隶篆勤学苦练由浅入深按部就班),也琢磨“道”。

公欲善其事,须先利其器。在琢磨中国书法之道时,作者使用的器却是德国哲学的精粹——唯物论与辩证法。如果说“书法”是中国的国粹的话,那么“哲学”则是德国的国粹。黑格尔更是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众多的哲学著作堪称博大精深。黑格尔的四卷本著作《美学》在这几十本哲学著作中占有显著的位置。用黑格尔《美学》作为金刚石,来琢磨中国书法这块美玉,定会让这块美玉绽放出奇光异彩,势必给我们带来某种发现的惊喜。最后用一句本人杜撰的诗句来结束文章:

道隐无语天地外

法藏有形山水中

注释:参见《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适意、优雅、超拔》

作者姓名:张新生(卜贺)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影视研究室主任,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