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

“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

当今天我们回顾“新文学”诞生之初时候的文学作品时,如果把胡适的白话文诗《两只蝴蝶》与宋朝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进行比较,同样是写蝴蝶,后者清雅有趣,前者通俗直白,从诗性而言显然后者更优。然而,恰恰是前者这样的作品,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之后迅速被民众所接受乃至欢迎,后来的研究常常把“新文学”成功的主导力量归因于胡适、陈独秀等人以及《新青年》杂志,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为何“新文学”能够快速传播并影响大众?这个背后的隐性力量便是现代出版。

在近日由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局、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上,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教授详细剖析了“新文学”传播过程中出版机构起到的助推作用。

“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

1872年4月30日,《申报》第一号出版,登载了一篇《本馆告白》,其中阐明了自己的办报理念:

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

20世纪初的文学启蒙运动,除了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职业媒体人的出现以及印刷技术的更新升级也同样重要,董丽敏特别举例当时读者众多的《申报》,得益于报纸发行渠道便利,作家沈从文在1930年写的小说中便提到了在湘西这样偏远地区也能看到《申报》,许多报刊及出版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普通民众形成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它的许多文化产品都对“新文学”的普及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

《马氏文通》

比如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是近代最早的将西洋语法引入汉语的语法著作;1904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是中国近代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国文教科书;1904年创办的《东方杂志》,是整个中国现代存在时长最长、影响知识界、影响大众最大的一本综合性、时政类的期刊,以及与严复、林纾等人合作出版翻译作品,把翻译视野拓展到思想领域、社会科学领域、文学领域……

另一方面,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探索不应仅着眼于新知识,对文化经典的重新整理逐渐成为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共识,商务印书馆一方面意识到古籍研究在现代文化中将扮演新的角色,另一方面看到国外机构大量收购中国古籍,深感古籍流失危机,因而也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古籍整理工作,出版家张元济当时就认为之所以要传播改良传统文化,是出于“知新温故,二者并重”,两者并重才能成为新文化人,乃至成为新的现代文化人。他更认为“国家的安危所系”实际上都在图书方面,图书的存和亡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危亡。在他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成立了涵芬楼,之后成为当时民间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深入展开了古籍的整理和校勘工作。

“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

涵芬楼旧影

许多资料都表明,商务印书馆当时出版的教科书占据了至少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份额,董丽敏认为,这与编辑的理念经验密不可分,当时的编辑广泛吸取日本教科书经验,结合当时中国国情,通过“立身、居家、处世”理念,让普通民众从教科书中学会成为一个现代人。商务印书馆这种包容吸取不同文人趣味推出多元“新文化”产品、深度整理古今中外文化资源,以及探索符合大众需求层面的教育产品,在董丽敏看来,不仅为当时的“新文学”、“新文化”传播开拓了坚实的基础,对今天的文化产品创作和传播而言,也有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益信息。

“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新文学”产生背后的出版力量|资讯

2018文学周历已在我们微店中上架,

订阅2018《文学报》还有周边赠送福利。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