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出版: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

【编者按】《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长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历七十余年。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名流,又有布衣白丁,即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启超、张申府、冯友兰、胡适、熊十力、马一浮、胡兰成……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本文为《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者、梁漱溟先生之子梁培宽所撰写的前言。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出版: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

创造朋友团体,永念师友情谊

为先父梁漱溟辑录整理其书信并出版,前后有四次。1993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书信”部分,收入信函498 件。这是第一次。

1996年出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件。这是第二次。

2009年出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收有书信268件。这是第三次。此次为原色扫描印刷,分上下两卷精装,装帧朴素大方,颇具收藏价值。

2017年,《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是第四次。此次收入往来书信集共752件,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来信之多(件)为其不同于前三次之一大特点。

“文革”浩劫与书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当时书信于现场遭焚毁的数量虽只三四十件,但保存价值较大。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父之前辈来信,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留存于后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装裱,却反而引起红卫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旧”,遭焚毁,化为缕缕青烟与堆堆灰烬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书信于1966年8月24日遭抄家时,与日记、文稿和衣被等同时被劫掠运走。待“文革”后半期,抄走之物件发还若干(当时被告知:发还之物必须领走,不得因缺损而拒收;未能发还者,概不得提索还要求),其中书信均已收入本书,至于未发还的有多少,已无从查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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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信罕见

先父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长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1930-1937年),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共和谈时期(1938-1946年)。

从事乡建工作时,多忙于下乡指导学生,或至各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工作,以及宣讲乡建运动意义与要旨,再加为学生授课,也要占用不少时长,往来书信收存之事难以兼顾。

参与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前后,如有往来书信,其内容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先父回忆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一事: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之简称。——辑录者),并写一长信,……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洽商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二)请速定《纲领》。(三)请速定《宣言》(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当即遵照,不再往返。

这里所说的那封长信,如今欲寻得之已绝无可能了。

看重师友书信之收存

从不见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画——机会很多,且不难。因此家中从不见有名人字画的存收或悬挂,而先父对师友昔日来信则甚为看重。

如在致陈政信中写道:“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1976年12月30日)

又如致叶麟信中写道:“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1976年8月10日)

又一件致叶麟函中说:“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年8月)

对师友昔日来函之看重,实出于对师友情谊之难忘。

亲师取友

师友昔日来信记录了先父一生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他常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去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先后主动向先父表示愿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儒学,谈佛学。儒学与佛学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生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均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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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团体形成始于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屋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1922-1923年的事。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并无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团体聚合地多有转移

此后,随先父与大家用心与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团体聚合之地多有转移。

1924年因先父接办山东省六中高中,朋友团体遂转往菏泽。

1928年因接办广东省立一中,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往广东,进行教育改革约三年。

1931年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县,朋友团体成员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的骨干或领导。此时又邀约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至农村参与工作,同时又召集千百农村青年,经培养训练回乡开展地方自治试验,为国家民主政治打基础等工作。

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烧及山东,乡建院关闭,人员大部分留山东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后方。

敌后朋友处境艰难

留在敌后的朋友处境艰难险恶。1939年先父至敌后巡视及返回四川大后方之后,不断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

同年6月李星三同学代表所领导游击队往伪军驻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伪军实为诈降,李星三被活埋。

同年7月初,公竹川同学被杀,弃尸无头。公竹川曾在敌后引导先父及随行人员,从蒙阴境群山间与敌周旋近月,终得冲出重围,分手次日即发生此事。“呜呼痛哉!彼时游击区内党派纷繁,互相猜忌仇怨,盖莫由确知其故云。”(《纪念亡友公竹川》)(1987年6 月12日《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 “公竹川同志……‘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

同年9月,先父自敌后返回四川大后方,又传来黄孝方、李鼐等同学被害消息。“黄生在抗战后极努力工作,然竟被诬为托匪而杀之!”

北碚终成朋友团体聚合与联络处

1937年自山东撤往四川的朋友,经过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终寻得重庆北碚为落脚点,在此创办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及勉仁书院。从此北碚成为朋友团体的聚合地与联络处。

自有朋友团体之后,先父尝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可是在北碚相聚九年之后,朋友团体分别星散了。

1949年重庆解放,先父创办之中学、学院、书院均奉命由当地人民政府接管(当时政策是私人不得办学)。先父1950年初出川去北京,朋友团体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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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昔日朋友因步入暮年,又加衰老多病,竟早于先父先后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1964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1966年“文革”以“逃亡地主”莫须有罪名,遭红卫兵押回广东老家,途中时遭“不是文斗,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劳动改造,捡粪挣工分糊口。1972年解除劳改回京。1976 年11月病故。据艮庸先生家人说,先生曾表示愿在京侍奉老师至百年后,然后返回故乡终老,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先父对此尝说:“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梁漱溟致田慕周》,1977年11月27日)

云颂天先生于1970年、1975年6月,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北碚来京看望老师。1983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云先生因中风已举步维艰,仍多次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为人。自1924年远从广东海南岛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

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由此可见。

朋友团体之终结

1988年6月23日,先父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此时朋友团体成员多早于先父身故,而如今起着精神领袖的中心又逝去,这一朋友团体走向最后终结。回顾此朋友团体从开始形成,至最后终结(1922-1988年),历时达六十六年。

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这是先父上世纪30年代初于朝会上向青年学生说的话(见《朝话》一书)。

先父与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领与精神的感召,使朋友团体逐渐形成,这是一方面;而青年朋友做出回应,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合力,使团体得以凝聚不散,遂实现了“创造集团”之事。在这创造中,先父的作用较多,自是当然。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梁漱溟:《人生的意义》)先父与青年朋友们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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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书

本书最后一辑为家书之汇编。

说到家书,在写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最早的写于1938年,是先父初访延安后,再至开封做短暂逗留,又到江苏徐州写成并付邮的。此时距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前约两个月,徐州尚在中国军队守卫之中。此信寄达的目的地为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而这时笔者兄弟二人正随堂姐滞留于此。此时约在1938年2月中旬,华北已沦入日军之手;此信当是经过苏北、山东、河北等敌占区,然后才到北平的。想不到这么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经历,而它被保留下来,至今已达七十九年!

自母亲1935年病故于山东邹平后,父子三人聚少离多,书信成为父子联系的重要工具,而显得更加可贵了。可惜“文革”中被抄没,后只寻回一部分,损失大部分;有幸劫后余生的部分,就更弥足珍贵了。古人诗句“家书抵万金”,借用于此,也是很合适的。

还要指出,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书信,其珍贵之处何在?那就是他关心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如果读者已为人父母,更请细读这些家书,自然会有许多体会,从而受益。

记得在编成《梁漱溟日记》后,曾在前言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以上的几句话用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书,也是很合适的。

为使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其称呼前有空格,或另行;为表自谦,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书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后的附件为原信所有,此次一并收入。部分书信原本没有标点,均由我一一添加补足。

在辑录与编成此书信集的过程中,得到世纪文景何晓涛等同志全力协助,如果没有他们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应当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至于此书如有不当或差错之处,还望读者指出,以便改正。谢谢!

辑录者梁培宽

于北大承泽园

2016年11月26日时年九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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