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祥:孟宪钧谈新中国的碑帖出版

张维祥:孟宪钧谈新中国的碑帖出版

在北京虎坊桥韵竹园的家里,文物出版社老编辑、著名古籍碑帖专家孟宪钧先生坐拥海量收藏。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他却并不闲着,还是坚持每晚的夜读、校碑、临帖,准备在各地的讲座。近日,记者专访了孟宪钧先生,谈起新中国碑帖出版物,孟先生如数家珍。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读中学时,孟宪钧就常去琉璃厂寻觅石印技术影印的碑帖。70年代参加工作后,略有收入,更是痴迷于此。80年代,他结识启功先生。启功先生不但讲解、指授,还给题跋题签。他曾对孟宪钧说:“您买帖,我给您当参谋。”哪个帖底本好,哪个帖底本劣,哪个合适,启功先生都有着独到的判断。记得有一次,启功先生一口气题了13个签,孟宪钧现藏启功先生题跋的碑帖有五六种之多,题签的更是多不胜数。对启功先生见过的帖,孟宪钧都像电脑一样,精确无误地储存在脑海里。几十年下来,孟宪钧不但有了惊人的收藏,而且还成为全国闻名的古籍碑帖专家。“建国前的碑帖出版物我收藏的也不少,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专题以后再谈。”对于建国后的碑帖出版物,孟宪钧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建国初期,或者说1966年以前,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有的领域称之为‘新时期’”。

张维祥:孟宪钧谈新中国的碑帖出版

先说建国初期,那时出版社不多,碑帖出版也不多。孟宪钧随手拿起了一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皇甫诞碑》,底本不刻意选择,“用的顶多就是清末拓本”,用普通新闻纸印刷,“定价才三毛钱”。中学时,学校里曾让学生们用它临帖,孟宪钧将其一直珍藏至今。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印刷出版过一些小碑帖,如明拓《曹全碑》等,这些普及本成为当时碑帖出版的主流。

文物社的线装碑帖,开始就很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文物出版社凭借得天独厚的文博系统资源,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大碑帖。孟宪钧说道:“我这里所说的碑帖不光是严格概念上的碑刻和法帖,还包括历代法书,是个广义的概念。”《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集》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基本把全国有影响的法帖都搜罗殆尽了。另外,文物出版社还曾出版过一些重要的碑刻,比如故宫藏明拓本《曹全碑》、明拓本《史晨碑》、当时认为是宋拓现在看来是明拓的《天发神谶碑》、国图藏本《神策军碑》、上博藏本《梁萧敷及王氏墓志铭》,另外还有《南京出土六朝墓志》、《宋拓智永千字文》、明拓《龙藏寺》、宋拓《九成宫》、宋拓《多宝塔》、宋拓《玄秘塔》等,这些文物社以珂罗版精印出版的的高端线装本,现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只能在拍卖场上偶尔遇到。说到它们的价格,孟宪钧说,当时的价格也是普通工薪阶层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些碑帖出版物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也不可小觑。

张维祥:孟宪钧谈新中国的碑帖出版

令孟宪钧记忆犹新的《邓石如法书选集》,为1964年印刷出版,当时定价就高达45元,抵得上普通工薪阶层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价格当时就能买部明版书了,但现在一部明版书大约值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显然,当年出版的这些碑帖远没有明版古籍升值快。但据记者了解,当时印量只有400册的《邓石如法书选集》,如今在市场上已难寻觅。记者在孔网看到,一册不到7品的该书,售价已达3800元。

上海书画出版社在建国初期也曾经出版过几种优质的碑帖,也是宣纸线装、珂罗版印刷,如明拓故宫藏《嵩高灵庙碑》《宋拓华山碑》和苏州博物馆藏《麓山寺碑》等五种,这五种碑帖出版物当时的价格也不菲,80年代孟宪钧买入的时候,每种就高达四五十元。在孟宪钧看来,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碑帖出版高峰。“寻摸这么长时长,也没找全,市场上根本没有。比如文物社出版的《玉版十三行》《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等几种我就没有。”孟宪钧说,自己现藏的,更多的是80年代以后在市场上一点点淘换回来的。

此后,文物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骑马钉装订的小开本普及本,俗称“小丛帖”。有的底本使用的是博物馆收藏的拓本,有些使用的则是建国前的出版物,经过割裱、装帧重新出版,“对书法爱好者有一定的帮助,但收藏价值比较低”。

改革开放后,碑帖出版正常了

“文革”时期,碑帖的出版相当谨慎。“文物出版社的碑帖,虽然学术价值、艺术价值较高,但也有遗憾。当时出版时,不印碑帖题跋,害怕被定为‘封资修’,导致信息缺失。前言一般也会说,传统艺术应该发扬,但碑帖内容需要加以批判,等等。”孟宪钧说。

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出版业也逐渐蓬勃发展起来,碑帖终于可以避开“封资修”的政治围堵,光明正大地走上出版之路了。“喜欢碑帖的读者,很容易就能获得了”,经历过文化饥饿的感受,后来的读者是无法体会的。

碑帖出版放开了,印刷质量总体都有进步,各地的美术社和古籍社们也都开始在碑帖出版上下功夫。但出版量和质量却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用孟宪钧的话来说,“能达到收藏欣赏水平的并不多”。

进入新千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翰墨瑰宝》三辑,乃复制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得到了孟宪钧的高度认可:“底本选得好,印刷精美。”而同样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欧宝笈》,更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经典作品。这本书孟宪钧还没有购买,称“价格太高了,但是准备买”。

张维祥:孟宪钧谈新中国的碑帖出版

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几种碑帖引起了孟宪钧的注意。“是载道文化公司和作家出版社合作的,选择的底本都是最好的,很多是来自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底本。仿真,一般人买不起,一本大概都得1000元左右”。而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故宫藏品碑帖》,则被评价为“带函套,也还可以”。听得出来,进步的空间定还不少。

还有不少出版社在出版,吉林文史、重庆出版社、河南美术等,孟宪钧说:“一句话,良莠不齐。比如我比较推崇的有吉林文史出版的一套《石门铭》,是明拓本,以前在故宫藏过,落实政策后退还给本人。拓本上有张伯英和邵锐题的跋。这个本子特别好,所以想方设法找了一本来,对研究有用。”另外,比较受孟宪钧推崇的有上海博物馆藏的《曹全碑》,“因”字不损,也是吉林文史出版,“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版权,先给印出来了,后来河南美术也印过”。2007年,孟宪钧参与珍贵古籍评审时,第一次见到这个“‘因’字不损本”。“不断有新的本子补充进来,让人耳目一新。” 孟宪钧推崇的还有最近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红袍”——《中国碑帖名品丛书》(100种),“底本选择好,印刷也不错,并附释文、注释、评语,是普及本里值得称道的。临摹、校碑、研究都有用,上海博物馆、朵云轩等多家单位的藏品,也包含了部分个人藏品,其中就有寒斋所藏的《龙门四品》。”孟宪钧介绍。

大出版社撑起门面

这些年,主要还是大出版社撑起了碑帖出版的天下:上海书画、上海古籍、文物、人美、故宫社,人民美术出版的普及本较多。孟宪钧说:“比‘文革’时期出版的多了去了,但是线装的出版相对弱了。”

碑帖出版,孟宪钧还是推崇现代印刷技术的产品——仿真水平高,能最大程度将原貌反映出来。他说:“‘文革’前的珂罗版未能继续下去,而如中华再造善本采用的石印技术,线条太粗,仿真程度不高。没有珂罗版线条那么细,层次那么丰富。”同样,碑帖印刷的手工纸印刷、线装装帧很难有达到高端水平者。

去年以来,文物出版社恢复珂罗版印刷,“印了点古籍,比再造善本好。毕竟是珂罗版,要比石印技术好很多”。文物社恢复珂罗版技术后,孟宪钧的几个底本也被借去复制。但是,后来的珂罗版印刷,孟宪钧并不抱很高的期待:“恐怕打不了十分,大约能做到七八分。”

谈起地方美术社的碑帖出版,孟宪钧觉得是“深一脚浅一脚”。在他看来,有些社做得东西不错,但是大多数“不懂行”,懂书的人越来越少,懂碑帖的人更少。从编选者到督印者,大部分都不知道 这东西是好是坏,是早是晚,“没办法去要求他们”。

据孟宪钧观察,出版社分不清哪是原刻哪是翻刻的情况层出不穷。例如某出版社一套碑帖,《砖塔铭》等重要碑帖都是翻刻的。又如某出版社出版的《玉版十三行》,三个本都是翻刻。“这其实是一个难度较高的工作,好多编选者分不清。”

以孟宪钧的经验,大的专业出版社,比较认真,学术水平也较高。“尤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等,鉴定水平都相对较高,所以他们编选的,质量一般都比较不错。”

关于馆藏碑帖,“名品出得差不多了,但也有新东西出现。”2014年,孟宪钧在青岛就见到了《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明拓本、多位名家题跋,“从来没有出版过,专家们都不知道,当时就被定为一级古籍”。

另外,各个地方的“列善”本子还有不少。2013年,孟宪钧还曾去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讲学并看碑帖,“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从来不知道。”当年,吉林省曾派专人到京津等地收购碑帖,收到了不少好东西,“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尘封许久”。而各大拍卖行不断涌现出来的好的拓本,也是出版的好选题。“去年嘉德秋拍有个碑帖专场,其中就出现不少精彩的,宋拓《九成宫》卖700多万,明拓《孔宙碑》卖195万,明拓《玉版十三行》125万,明拓《张猛龙碑》105万,初拓《董美人墓志》115万,都是顶级的好东西。”孟宪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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