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书一定要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树!

文:袁方


因为职业的原因,每年都会收到若干本“著作”。有些是文友当面送的,还有一些,是出版社或者一些莫名其妙的机构邮寄来的。

这些书到手了,看不看?说实话,几乎不看。说“几乎”,是因为有几本书肯定是要看的,而且是很认真地看的,还有些书尤其是文友当面送的还是要当面翻开瞅几眼的,但是到手的绝大多数书,连一页都不会翻。

出版的书一定要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树!

古人曾经云过“开卷有益”,作为一个跟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这道理我懂,但我坚信,说这话的古人如果活到现在,即便他嗜书如命,面对现在的许多书,也会云:“开卷无益”。

因为职业的原因,曾经出过几本书,但前几本一本也未送别人,那些书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在办公室搁了一段时长,直接卖了破烂。因为我自己觉得,让别人读那样的书,纯粹是浪费别人的生命。后来出了一本书,自认为是精心写的,所以惴惴不安地送了几十本出去。过后一些天,有偶尔的几个人谈起我的那本书,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细节,都感到很是欣慰,于是便诚意地捧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他肯定是认真或不认真地读过那本书。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几个月过去了,“诚意地捧献上我的感谢”的次数寥寥。我没有仔细地统计过,但确凿的事实是,没有超过十次。

这就很令人尴尬了!

我不认为我精心写的书写得烂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报应——不懂别人送的书的报应。

所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书写得烂,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出的书,真对不起那些为了我的书出版而被砍伐而被打成纸浆而造成纸张而死去的树。

同样是因为职业的原因,几乎每个星期,我都会接到数十个被多人标记为“骚扰”、“广告”或“诈骗”的电话,还会收到十多封粘贴着我的姓名和头衔的信函。打来骚扰电话、寄来信函的几乎全都是近些年很火的一种职业:出版中介。电话和信函的内容归纳一下就是五个字:要不要出书(当然,还有“要不要发文章”、“要不要申请专利”等。)。

出版的书一定要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树!

对于“出版中介”这一职业我知之甚少,据说其中的确有不少是骗子,但肯定不会全是骗子,否则,这一职业估计很难持续的“火”。这些人中,必有一些神通广大的角色,在出版界或期刊界有着呼风唤雨的本领;最重要的是,这些“中介”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挣钱养活妻小或养活夫小,甚而至于要完成自己人生的“小目标”;加上出版社——如今都改作了公司——成为了需要自己在市场上挣钱的企业,每年可能有若干万元的“目标任务”需要完成。为了挣钱的出版公司和中介,肯定不会想到每年自己到手和经手的红彤彤的百元大钞背后,是一棵棵倒下死去的树。因为当下的中国,无处无时不在告诉着我们:只要能挣到钱,死人都不怕,何况死的是树?!

一位朋友,是海内外著名的作家,也是我的老乡(请原谅在此文中不写出他的姓名,免得有“攀龙附凤”或“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很写过相当数量的精彩绝伦的小说和其他文章,自然也出过相当数量的书,但他从不主动送书给别人——可能名气大了的作家或者学问家都是如此。怕冷落了朋友,他便遍告故友,若真喜欢他的书,在书店看到了,买下,也可以通过网络,网购,之后见着了他本人,他签字,并如数奉上购书款,且不要发票。哪怕你钱多如马云,他也一定如数奉上,顺便奉上的还有他灿烂的、诚意的、感谢的笑。一个名家,能对普通如我样的普通读者“奉上”“灿烂的、诚意的、感谢的笑”,可能他的心灵深处,也觉得这些真正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减去了他对那些死去的树的愧疚。

如今的国人,据说都很有钱。有钱了,便要想其他事。有些人想吃喝玩乐,有些人想妻妾成群“小三”满炕,有些人想“不朽”,想青史留名。可惜绝大多数人都是芸芸众生,想“不朽”想“青史留名”很难。但文人们相信,写文章“乃不朽之盛事”,这种“不朽”的青史留名的方法成本还不高,几万元就可以搞定,于是有钱的甚至没钱的人们都纷纷想出书。我认识一位养鹌鹑卖鹌鹑蛋的朋友,花了十万元出了三大本你硬着头皮死活都读不下去的“著作”,送给我之后非常兴奋和期待,感觉像是完成了一项可以青史留名的“伟业”。我硬着头皮终于没有读完之后,除了心疼那些死去的树,还心疼这位朋友:十万元,这得卖多少鹌鹑蛋啊!有钱的没钱的国人想出书,出版公司和中介想挣钱,于是,双方或者是三方一拍即合。中国每年能出版多少书,我不知道,但据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三千部之巨,比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的总和还要多。加上出版的其他各种书籍,这个数据肯定只能用“无数部”来计算。无数部著作,需要的是无数棵树的死去,可怕的是,这些树们的大多数,都是冤死的、毫无意义的,一如为我卖给收破烂那本书死去的树。

出版的书一定要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树!

所以,出书前,心疼那些死去的树五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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