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学术史亮点 出版界壮举

虽然“民国之后无大师”之说太过绝对,但是民国学者值得致敬,尽管只是远去的背影,却是一个民族的正面。可叹有些事,终究只是佳话,搁在当下的评价体系中,颇难想象。

《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学术史亮点 出版界壮举

  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院,最先聘请的大师梁启超、王国维等,都是国内最有声望的著名学者。其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了还没有名气的陈寅恪。曹问:“这个人是什么文凭?有什么著作?”梁曰:“没有文凭,也没有著作。”曹笑道:“没有文凭倒无所谓,但连著作都没有,这样的人聘他来干什么?”梁答:“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就这样,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不夸张地说,陈寅恪对当时学界和后来学人所产生的冲击,至今鲜有人及。他以一生的学术实践关联着传统与未来,引领了传统史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现代学术品格的形成。

《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学术史亮点 出版界壮举

  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他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他曾留学多个国家,精通十多门外语,他的不中不西,成就了一种别样意义上的深刻;他于史中求识,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都不同凡响。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说他“不负国宝,襄进学术”,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他强调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指出敦煌学的宏观发展方向。

  因其身出名门,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据说,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听;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总是恭敬地陪着他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坐在教室听他讲课;朱自清等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傅斯年感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王国维为传统文化殉节前在绝笔中交待,身后书籍交给陈寅恪处理。有文章说那日出席葬礼之人“几乎都着深色西装,唯有陈寅恪穿着一丝不苟的玄色长衫,搭配传统的绵柔布鞋。只见他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撩起长衫前摆,双膝坠地,将额头恭敬地磕在砖地上”。只有陈寅恪才是真正理解王静安文化精神的人,唯有传统的跪拜之礼,才能与静安先生的马褂、长辫相匹配。

  从传统士大夫转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1929年,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陈寅恪为纪念碑撰写碑铭:“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王国维一生学术气节的褒扬,更成为整个知识阶层乃至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蒋天枢:陈寅恪的托命之人

  而今“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陈寅恪《纯阳观梅花》)。幸运的是,这座思想与精神的丰碑并未堙没于历史的荒冢,陈寅恪也有自己的托命之人。

  蒋天枢晚年有过一场大病,“如果蒋先生大病不起的话,他自己的著作就不会留下了,他所有能够工作的时间,都在全力搜集、整理和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复旦中文系邵毅平、复旦古籍所陈正宏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三位先生,作为蒋天枢先生的弟子,铭记着蒋先生收集陈寅恪书稿,整理、校勘文集的过程和细节。他们回忆老师的高风亮节,七八十岁的老人搭上性命,躬行弟子的本分;最后,放弃稿费和整理费,只因为对老师的尊重,对文化的负载感。

  中国自古尊师重文。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有人评说,陈寅恪与蒋天枢之间的关系,既表现中国学林高风,也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时的风骨。(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 获取全文)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