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钟叔河:出版史上的先行者

文史 | 钟叔河:出版史上的先行者

文史 | 钟叔河:出版史上的先行者

2019年,钟叔河的散文集《念楼随笔》荣获“博库·春风悦读年度致敬奖”,出版家钟叔河又一次走进公众视线。自1993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以来,他本人和他主编的作品已获奖无数,由于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他被收入《世界名人录》《国际成就名人录》等名人辞典。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知天命之年踏入出版界开始,他读书、写作、编辑、出版,“述往事,思来者”,屡屡为出版业带来一缕缕春风。从壮年到耄耋,他始终笔耕不辍,初心不改。

从未想过以文字为业

1931年,钟叔河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钟昌言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也是最早进入梁启超办的“时务学堂”的新式学生,后来在长沙一所学校当数学老师。

钟叔河出生时,父亲已经58岁了,所以,“代沟不是一般的大”。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没有什么文化,比父亲小20多岁,因为觉得委屈,心有不甘,便更加严格地管教子女读书。与哥哥姐姐的听话不同,童年钟叔河非常调皮,经常跑到外面的草地上捉蚱蜢,捉蛐蛐,捉蟋蟀,衣服被搞脏、搞坏,还不时闯祸,惹得别人来家里告状,为此,没少挨母亲的骂。

在母亲“要读书不要贪玩”的唠叨声中,钟叔河钻进了父亲的书房,从图画书、故事书开始,一头扎进了文字的世界。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既畏惧又反感,“母亲不管教我读书的话,我读的书还会多一些”。但母亲教过的一首歌,他一生都印象深刻:“平江出人了不得,余蛮子带兵打外国。李次青,张岳龄;七篇文字钟昌勤……”歌中提到的这些人,有的是湘军将领,有的学问一流,他知道,“母亲是希望我读书读好一点”。

钟叔河更愿意亲近的,是书呆子父亲。老来得子,父亲对他非常宠爱,经常得意地吹嘘一下,说他的很多同学,像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都非常有成就。末了,总不忘叮嘱一句:“你要比我有成就,要多读点书,不能像我一样毫无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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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哥哥姐姐进了中学,跟着学校转移,本该上小学的钟叔河和母亲一起回平江老家避难。同龄玩伴很少,看书成了他的生活。古书很少有适合儿童看的,于是不懂的也拿来看,《史记》《左传》《阅微草堂笔记》,靠着自学,识了不少字,渐渐成为书痴。有一次,母亲叫他去买油豆腐,他提着两串草绳系着的油豆腐,一边走路一边看书,走到一半,突然想起来忘了拿找的钱,急出一身汗。

日本军队时来骚扰,生活极不安定。幸好有书陪伴,那一时期,钟叔河读过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也有许多新鲜的白话散文。

小说也是他的最爱,晚上,他在昏黄的茶油灯下看《聊斋志异》,母亲在旁边做针线、纳鞋底,两个人的影子投影在墙壁上,一阵风吹进来,灯焰在动,影子也在动,再联系小说里的奇异故事,令他产生无限想象。

战争期间,学业断断续续,唯有书读得庞杂,初中前已经读完了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中国旧体小说。写作能力自然提升,在班里,钟叔河的作文总是名列前茅。读书带来思考,囊萤夜读真有此事?蒲松龄的鬼狐故事,“恐怕是他长期单身,见到富人家的丫鬟小姐,做的白日梦”。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15岁的少年用文言写了一本读书笔记《蛛窗述闻》。自序中,他说:“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

抗战胜利后,钟叔河去长沙文艺中学念高中,新的书报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正值内战,他参加学生运动。高二时,他积极参与地下党的护校工作,与国民党的“三青团”分子发生冲突,不幸眉骨受伤,头破血流被送进医院。父亲得知后,赶来医院看他,在床边坐下后,只用长沙话讲了一句“打成噶样子了”,就哭出了声。

那是钟叔河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一次流泪。

父亲不赞同他的行为,只希望他专心读书。钟叔河于是又扎进了书堆,不仅遍读西洋小说,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兴趣。尽管中学时已经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从未想过以文字为职业。大量接触新知识开阔了视野,他一心想着高中毕业后去北大学考古、地理,或者将来当一名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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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差阳错踏入报社

1949年8月,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不到18岁的钟叔河偶然报考了长沙的“新闻干部训练班”,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投身革命队伍。出色的写作功底让他脱颖而出,被刚成立不久的《新湖南报》录用。从此,“高中肄业”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带着一封写在白纸上的介绍信,钟叔河去报社报到。到了传达室,他说:“找李朱社长。”人家问:“李社长还是朱社长?”再一看介绍信,“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这才知道,原来“李朱”是二人。当时习惯姓氏连写,如“林罗”“刘邓”,但钟叔河初见这样的写法,一来便出了个小小的洋相。

身在报社,心却没有安定,并不想待太久。决心留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李社长。

到报社不久,钟叔河就被派去下乡采访,同行的是一位老同志。采访完,老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钟叔河看完觉得不够好,于是自己也写了一篇,贴了6分钱邮票丢到邮筒里。正逢李社长审报纸大样,看到老同志那篇通讯稿时,不太满意,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立刻说:“这里还有一篇。”李社长一看,马上决定:“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采用的正是钟叔河寄回的那篇。后来,李社长还在文章旁边批了一段话:“选稿子要看文章而不是看人,老同志的文章未必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

一个月后下乡回来,得知这背后的曲折时,钟叔河非常感动。刚刚踏入社会,这样的肯定无疑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打定主意要走文字这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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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在书房

钟叔河从此开始编辑、记者生涯,从文章的署名上就能猜到他跑过的路线:柴荆(财经)、龚桥(公交)、辛文(新闻),样样皆通。

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其中,记者朱纯成了他的妻子,研究鲁迅的朱正则成为他一生的挚友。他和朱正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从文史到生物学、大众天文学,涉猎颇广,无书不读。看似杂乱无章的阅读中,他获得了广泛的知识。

二十余载韬光养晦

钟叔河一度中断了工作,四个女儿没法养活,只好祖母带走一个,外婆带走一个,在南京的姨妈带走一个,最小的,只好送去孤儿院。夫妻两人,一个拉板车,一个糊纸盒,在温饱都没办法解决时,钟叔河仍然对朱纯说:“反正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我们得坚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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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与四女儿钟先鲜合影

借不到书,钟叔河就去废书报收购店里买低价书报。读到一本署名周遐寿翻译的《希腊的神与英雄》时,他看到里面那些神的译名与他以前读到的不同,就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了一封信,问为什么要换那些译名。不久,出版社转给他一封信,是周作人写的,这才知道,周遐寿就是周作人。

得到少年时的偶像的地址,钟叔河喜出望外。买不起像样的纸笔,他到附近小店买了“一分钱两张的极薄的一面粗一面光、上面印着红色横线的‘材料纸’,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在纸上,他恭恭敬敬地写道:“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

信末,他请周作人写一条幅,并能“赐寄一册”文集,“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

信寄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收。很快,周作人的回信到了,还写了条幅,另寄给他一本新出版的《伊索寓言》。

一同拉板车的一位“教友”想要轻生时,钟叔河劝他:“再坚持一下吧,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拖板车上坡快要到达顶点的时候,难就难在最后那几步,坚持一下也就到头了。”

他和朱纯一直在积极面对苦难,拉板车养不活自己,他又去刻油印讲义,讲义上发现错别字,他偷偷改过来,从不当面讲穿,“这样他发现你减少了他的错误,下次还叫你”。他还从旧书店买了本德国人写的《细木工作业》,学做了两个刨子,用刨子做教学模型。总之,干过很多工种,哪一种都像模像样,木匠手艺越来越好,画的机械图在“同业”中颇有名气。就连朱纯,不仅学会了做木模,几年后也已经是一个5级木模工了。

那期间,是钟叔河读书最多的时候,《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同情他的年轻工人也经常拿一些内部书籍给他看。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把兴趣集中于近代思想史方面。“不需要做命题作文,也不需要按模式思想,也能收集整理一些材料”,思想在汇聚,他时刻准备着。

在农场,最感慰藉的,莫过于和一同劳改的好友朱正见面。劳动之余,他们悄悄探讨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同步的问题。

从“狭尺之窄”到“走向世界”

1979年3月,他被提前释放,旋即宣布这是一个错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那一年,他48岁了。已近知天命之年,对个人荣辱已经淡然,他只想做点事。

在朱正推荐下,钟叔河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名编辑。曾经读过的晚清时期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载给了他启发,“既有感同身受,也有全新认识”。他立刻建议出版一套“中国人看西方丛书”,大家都在质疑,“重印这些旧书有多大的意思呢?实在要印,也不要一下就印那么多种,先印个三四种看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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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朱正(左)和钟叔河合影。

钟叔河申述了理由:“这些书拆开来一本一本地看,有些并不怎么精彩,史料既不多,思想也浅陋,但如果把这些晚清出国笔记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中,就有它独特的价值了。”

在领导的支持下,选题终于确定。钟叔河开始跑各地图书馆,淘旧书摊,四处搜集当时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标准只有一个:“不计较他们的文笔,但必须是亲见亲闻、亲身的感受。没有到外国去,坐在中国写的人不收。”

没有电脑,没有扫描仪,只能手抄,或者影印,工作的难度、强度可想而知。最难的,还是寻找底本。那时的图书馆,管理方式落后,唯一的线索就是索引卡,在卡片柜里翻得晕头转向却一无所获是常有的事。

搜集晚清外交官张德彝的八部《述奇》时,颇费周折。张德彝一生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翔实的见闻录,有极高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丛书中不可或缺的一笔。当时已经知道的消息是,张德彝去世后,稿本由孙子交公,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可是钟叔河和同事在北图寻找两周未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沮丧时,一位叫张玄浩的老同志听说后告知了下落,并自告奋勇带他们来到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在地柏林寺。大量珍贵稿本就在眼前,其中就有遍寻不着的张德彝的四部《述奇》,钟叔河如获至宝,疲惫一扫而光。

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先后收集了300多种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记述,最终决定遴选出适合读者阅读的100种,纳入出版计划。

1980年冬天,清代人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摆在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走向世界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这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本问世,抄稿、校对、编辑、加工,钟叔河均亲力亲为。因为原文是文言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他还为每本书写了平均2万字的“文与其人”的绪论。

丛书出版后,在文化界、出版界,丛书引起轰动。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称之为“内容并不新奇的当代‘奇书’”,说自己“读诸文后,感佩之情不能自已”;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半夜醒来,不复成寐”,给钟叔河写信,建议他把各书的叙论单独成册,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翻译家杨宪益则表示:“您写的专文如果集成一册,翻译出来,我看是会受人欢迎的。”英国的出版社也发来邀约,要译成英文出版。钟叔河被作家萧乾戏称为“出版湘军”的“长沙四骑士之首”。

更幸运的是,钱钟书看到后,“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他托人带话,提出约见钟叔河。后来,在信中,他说:“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他为丛书指出四点“零星小节”的建议,还说,如果导言结集出版,他愿写序,“共襄大业”。

钟叔河非常感动,在他看来,“零星小节”其实是“重大失误”,钱钟书的帮助让他“避免了漏注和错注,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后来,导读结集为《从东方到西方》,出版时,钱钟书欣然作序:“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史,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那一类书,当时它们已是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小,只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顾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

再后来,杨绛在信中说:“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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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笔自娱,朱笔编文

《走向世界丛书》成为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套湘版书,被称为“出版界的巨大业绩”。一炮打响后,钟叔河又提出出版曾国藩大全集。十几岁时,他就读过《曾国藩家书》,对曾国藩超凡的能力、道德观念和思想非常佩服。但在当时,曾国藩是敏感人物,钟叔河据理力争:“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一定要看曾国藩的著作,不能对任何人作出全盘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1984年,钟叔河调入岳麓书社任总编辑,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古籍出版社名不见经传,仅有十余个编辑。钟叔河大刀阔斧,两年内迅速推出几套丛书,深受市场欢迎。他为岳麓书社撰写的广告词是:“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

《曾国藩全集》成为中国出版界“开新风”的大手笔,唯一遗憾的,是《走向世界丛书》没有按计划完成。出到第35种、800万字时,因为人事原因,被迫搁浅。随着钟叔河调动、退休,未完成的书稿和图像资料封存在箱子里,跟着他数度搬家,静待时机。

等待的日子,钟叔河“蓝笔自娱”,以写作为乐。为了辅助外孙女学习古文,他自编教科书,挑选百字以内的经典古文,配以精简、有趣的阐述,从《论语》《孟子》到《世说新语》,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一发不可收。后来结集出版,名为《念楼学短》。“念楼,即廿楼,二十楼也”,是钟叔河新居的名字。

《念楼学短》出版后,被称为现代“百字版的古文观止”,90多岁的杨绛先生为其作序,大加赞赏,用四个“好”来形容: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一不小心,钟叔河成了畅销书作家。

随着钟叔河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走向世界丛书》获“中国图书奖”、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社会各界对丛书续编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实钟叔河也一直很苦恼,近80岁时,他还在报纸上广发“英雄帖”,希望找一个能跟他工作三五年,“有能力、值得信任的年轻人”,然而很难。

直到2012年,岳麓书社终于正式启动了续编出版工程,他们配备了“有能力又值得信任”的20人的编辑团队,81岁的钟叔河仍是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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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浩大,原刻本、抄本、复印件都需要一一核校,进度缓慢。最头疼的是人名、地名的考证。当年的出访者,由于不会英文,大多是根据音译记载。比如,康有为爱喝的“猫匿”啤酒,让人不明就里,通过地图追寻他的足迹,发现他是到德国以后喜欢的一种啤酒,原来就是“慕尼黑啤酒”。还有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日记里,不乏用湖南方言记录的“天书”,“破译”大费周章。

夜以继日,历时4年,2016年底,“走向世界丛书(续编)”65种终于尘埃落定。钟叔河作了总序。至此,跨越37年,100种、1700万的丛书圆满完成。甫一出版,荣誉就接踵而至,先是在韩国第六届坡州图书奖上荣获特别奖,后来又获“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之卓越传播力奖”,出版人钟叔河屡被致敬,在2017年东亚出版人会议上,获“特殊贡献奖”。

尽管被称“沧海遗珠”,但钟叔河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编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念楼”里,他安静地读书、写作,在长沙闷热的夏夜里,时常怀念“朴实谦和,宅心仁厚”的妻子。朱纯早在2007年就已去世,这一生,除了编书是“最大的‘幸’”,钟叔河说,他最大的成功,“就是找了一个好妻子”。

“一息尚存笔莫停”,写书的计划依旧排得满满当当。早在一次获奖感言中,钟叔河就说过:“我们从未停止前进到更广阔世界的步伐,我们一直在路上。”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2期

作者:潘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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