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的追求者

出版事业的追求者

◆《出版行思录》正是从这些数据出发,以这些数据为背景,因此他的文章才显得真实、厚重和有价值。

整合的结果既增强了这个新生集团的凝聚力,也增加了中国出版集团成员的自豪感,而且在全国出版业中起到了中央领导期望的带头和表率作用。

第二,在《产业观察》卷中,伯根同志在多篇文章中所谈的另一重点是集团成立后,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出版单位企业化,出版企业集团化,在全国、在当时是新事物,所以要试点。作为试点单位之一,中国出版集团率先推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推动国务院授权中版集团经营所属成员单位的国有资产。以此为先声,各省、各部门出版集团、出版企业的政府授权经营工作渐次展开。

在这个探索整合的过程中,集团管什么?成员单位管什么?集团早期建立的两级法人、分级管理体制,是适合中国出版集团实际的,至今仍在发挥基本作用。

集团:管人、管资产,定规划、目标、任务。

成员单位:管事、管生产,主要是经营中心、利润中心。

在这中间,首要的,不论是哪一层级都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持服务大局。坚持集约化与专业化分工相结合;坚持行业领先,发挥示范、带头和表率作用。

第三,关于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伯根同志有多篇论述。他说,早在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即组建对外合作部,提出“两翼齐飞”的思路,统筹海内外资源,开展国际合作,开辟走出去渠道。近年来,伯根同志又提出“开启海外连锁经营”“加快社科类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建设国际化集团”“从让世界了解中国到让世界适应中国”等重要观点,对中国出版集团走向世界,让中国出版的图书适应世界读者,意义重大。

第四,重视数字化出版,紧跟时代脚步。伯根同志在1996年就筹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电子音像部,后来又筹建了北京大百科电子有限公司。在集团成立初期,首批组建的信息技术部就由他负责,组建了中版通公司,开展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在他分管集团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时期,组建了集团信息管理平台和网站,论证了集团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项目,为集团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打下了基础。因为有这些具体实践,伯根同志对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提出了很多颇具创新价值的见解。他曾介绍“国际数字内容传播渠道的合作与共生”,论述“数字出版业态的变、不变与应变”,提出“融合创新,携手打造数字新阅读”。可以说,伯根同志是数字时代的积极推动者和创新者。

第五,伯根同志重视党的建设。他认为唯有如此,集团才能有核心,才能尽快推动集团发展。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集团机关党委书记,他强调“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认为此点是根本,“本立而道生”。他在《出版行思录》中有20多篇文章论述这个道理,一再强调“出版要以导向正确为前提”,“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认真践行‘三严三实’”,“抓好党建纪检,增强活力和动力”,“不忘初心,坚守信仰”。

在2012年3月至2014年7月,根据集团党组决定,伯根同志挂职兼任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这期间,伯根同志同中图公司广大职工一起,应对重大挑战,推动转型发展,使得中图公司的发展上了大台阶、管理达到新水准。

中图公司是中国出版集团最大的成员单位,中图公司所从事的出版物进出口业务与出版业务、艺术品经营业务一起,构成了出版集团三大主体业务。但在当时,受到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冲击,中图公司面临传统进口业务下滑、出口业务亏损、数字产品进出口行业的龙头地位受到威胁的巨大困难,部分职工甚至有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感到前景暗淡。

就任中图公司总经理后,伯根同志面对挑战,通过广泛调研,集中大家智慧,主持制定了“56119”改革发展思路,为中图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了思想共识;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提出各种形式的激励措施,实施“干部梯队建设计划”“员工成长计划”“员工收入增长计划”,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强资源融合、推进业务重组、调整机构设置,开展中层干部竞聘上岗,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干部准备;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进口产品和重大国际会展的文化安全,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文化安全保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图公司的销售收入由23亿元增加到43亿元,利润由6400万元增加到9200万元,收入占出版集团的45%,增长幅度和贡献率在出版集团居于领先地位,中图公司也因此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单位奖。在较短的时间里,中图公司改变了业务下滑、人心不稳的局面,取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初步建成数字化、多样化、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跨国经营的全媒体信息服务企业。

这两年多的基层一线工作实践,给伯根同志很大锻炼。从集团领导层下去,带着集团党组的发展思路,带着集约化、数字化、国际化的经营发展方针,和中图公司广大员工共同实践、探索改革路径,突破面临的困境,取得很多第一手经验,再从下面带着基层经验和问题上来,用来指导整个集团面上工作,说话、办事更有底气,更有把握和信心。我想,这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每天不光固定在一个环境,不光天天面对同样一群面孔,不光面对同样一些工作和问题,生动、活泼、刺激和多变的环境,也许是伯根同志快速成长,抑或人才成长的途径或捷径吧?这种做法,不仅是应对一时困难的临时之举,也应该成为培养干部、锻炼干部的一种长远措施。

书中内容几乎涉及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我不再一一列举。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伯根同志这17年的中国出版集团经历,还有18年的编辑生涯,他的追求完美,他的深思熟虑,其实是在纷繁复杂、剧烈变革的时期,是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改革大潮中,探索着规律,总结着规律。这个探索和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供大家去参考、去借鉴,也许就是这部8卷本大书的一个贡献吧?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17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进展巨大:

中国出版集团品牌影响力、获得国家级奖励的数量和频率继续领先。经典作品成百上千,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版集团的图书代表了“国家出版品质”,集团以构建代表国家标准的国家知识体系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知识体系。诸如,国家语言工具书知识体系、国家百科知识体系、国家古籍整理知识体系、国家文学艺术知识体系,为中国出版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了“国家队”水平。

中国出版集团体量增大了,从2002年到2017年,资产总额从49亿元增长到205亿元,增加了3.2倍;净资产由23亿元增长到124亿元,增加了4.4倍;营业收入由31亿元增长到119亿元,增加了2.9倍;利润由1.74亿元增长到8.82亿元,增加了4.1倍。

走出去,版权输出全国第一。动销品种的市场占有率达到7%,全国第一。

成果显著,硕果累累。

伯根同志的《出版行思录》正是从这些数据出发,以这些数据为背景,因此他的文章才显得真实、厚重和有价值。

伯根同志的每一篇文章,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即中央对中国出版集团“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的要求。

“国际一流”,这是对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我体会“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至少有两个要点:第一,中国出版集团是“国家队”,就要在国家文化出版改革和发展中起到带头、表率、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出版物中体现国家意志,反映国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为文化发展、繁荣作出突出的、重要的贡献。第二,既是“国家队”,就要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国际上占有较为突出的一席之地。简要地说,一是多出优秀的、代表国家水平的优秀图书。二是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大出版集团。这两点我们做到了吗?

回顾中国出版集团17年成长之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个春秋,颇多感慨。正如伯根同志在2011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国出版业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好在伯根同志正年轻。好在伯根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目标更明确,办法更妥当,步伐更坚定。中国出版集团一定会有更多优秀图书问世并长留读者间。

(作者系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原党组书记、总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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