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行思录》:总结出版集团18年改革发展路

《出版行思录》:总结出版集团18年改革发展路

《出版行思录》 刘伯根 人民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党组副书记刘伯根同志出版了8卷本的文集《出版行思录》,记录了他在1983-2001年从事“百科全书”等编辑出版工作18年的思考和经验,记录了2002-2019年这18年来他推动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字里行间不仅浸透着他的无限情感,还闪耀着出版家深沉的文化梦想、理性思考和坚忍不拔的职业精神,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尤其是总结反思其中的“集团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如今推出《出版行思录》,可谓正当其时,也正当其势。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4个月后的4月9日,中国出版集团宣告成立。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历史关口与一家出版集团的成立结合在了一起,党和国家对其所寄予的文化、产业期待意味深长。在18年“集团化”建设的行程中,全球化习焉不察地融入我们生活的世界,国际文化竞争法则“形塑”、扯动着我国的出版产业和文化走向,“出版集团”在全球互联互通的“平面”上高速前进。

2017年,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深刻变化赋予“新时代”新的内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模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追求“高质量发展”,“五位一体”的统筹协调代替了“唯GDP论”;“一带一路”的共商共享共建开启了新航程。与此同时,一场“新变革”也突兀地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坚定挑起的“逆全球化”思潮,2020年全球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更是让“全球化”加速走到了十字路口。身处新的世情国情,中国经济、中国制度、中国道路所凝聚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为世界日益关注也迎来更尖锐的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以“集团化”建设为标志的中国出版业,在WTO规则下走过的历史、积累的经验,以及组织架构的再造、产业结构的调整、传播技术的变革都到了需要检索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版行思录》,不仅仅记录了伯根同志个人35年上下求索、苦心孤诣的编辑出版实践,更是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之路的缩影,是研究集团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典型样本。

《出版行思录》呈现了“集团化”建设的历史面貌和价值选择。出版业集团化建设,试点开始于1996年。如果说加入WTO是开启集团化建设的外部力量,“文化产业”在党的十六大上的第一次明确提出,则代表了国家意志下的文化发展方式。但历史现场中事物成长的逻辑往往深陷于重重迷雾。那一时期,工业型国企的改革硝烟未散,“下岗潮”的困扰犹在,“集团化”建设在持续了50多年生存模式的出版业,并非内生主动。因此,由政府推动、“筹备组-管委会”领导、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出版集团往往成为先声,一大批国家授权成立的“出版集团”相继面世。其后,出版集团的企业化之路则从工商注册为“集团公司”开始,其间经历诸多“转制”之难,然后以资产资本为基石加快集团化建设的节奏。再其后,国有独资性的企业化“集团公司”进一步改制为公司化的“集团有限公司”,再到正在试点的混改性“股份有限公司”,这“三性质五阶段”为各地出版集团普遍经历。

《出版行思录》记录了上述出版改革进程中每一阶段的实践方案,反映了应对关键挑战、取得关键进展的全过程。这些记录真实反映出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转轨之难”,更传达出如伯根同志一样的出版领军人物,在集团化建设中的闪光思想以及所坚守的原点、行动的规则和意图抵达的彼岸。“出版业转型不是转目标,而是转路径”,“不转的是文化传承的终极目标”;这是中版集团始终坚守的原点。从“多出书、出好书”到“挺拔主业”到“主流出版”,中版集团始终秉持“内容为王”,始终将知识、思想和文化的“研磨成书”、提升普及,作为立世之本、发展之基。18年来中版集团承担国家工程、入选国家大奖数量最多,市场份额稳居第一。“集团化”本身即出版业变革之物,其行动规则以市场化为尺度,举凡体制机制改革、结构调整皆缘此而变。“市场即规则、市场即流通”,文化产品以市场化方式流通,在满足市场需求中检验和提升着文化产品的质量,同时又为文化发展积累资本、为集团制度变革吸纳新的源流。文化与资本如两个车轮,唯有建立在资本和文化这两轮之上的“出版集团”,方可实现集团的初衷:以一家有着成熟规则、具备雄厚实力的竞争实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世人共享来自中华文化的思想和精神营养。

《出版行思录》记录了“集团化”建设中的关键难点和解决方案。“人事劳资改革”与“资源整合”,是集团化建设的两大难题,它们不仅同时存在于“转企改制”的关键当口,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余音仍续。收录在伯根同志文集中的《以人为本: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无疑是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重要篇章,文中翔实记录了人事劳资制度改革的问题和应对方案。“人往哪里去”其实是明确的,即人的身份由“事业人”转变为“企业人”,最终转变为“市场人”。“事业人”对政府负责,其权益由政府保障;“企业人”对企业负责,其权益由企业保障;“市场人”和企业一起对市场和社会负责,在市场竞争中依据自身创造的业绩来获取自身的收益,而不是由企业对个人“无限保障”。“转制”初临,人们自1949年以来一直享有的“事业身份”一朝失去,这在新中国出版史上不啻于一场“革命”。尤其是中版集团这个云集历史各个时期众多出版人的地方,“身份转变”既关涉巨大的资金缺口,更关涉倾向和导向、稳定和信心。面对“事业-企业待遇差”这个最大的难题,中版集团坚持以人为本,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策略,历时4年,“做出了巨大努力、争取到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条件”,最终解决了促使“集团脱胎换骨” 的这个必要条件。伯根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对转企改制中人事劳资问题的表述,逻辑清晰、简洁平静,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转企改制的另一个关键即“转变资产的组织、管理体制”。资产是企业之基,资本则为企业之血。国家授权成立的集团,虽然同时被赋予了“管人管事管资产”的三项权利,但文化企业特有的敏感、自尊和沿袭的历史惯性,让初成的出版集团面临实际的窘境:资本权利归属与资本实际占有、资本配置管理与资本实际运用、战略决策运营与资本投入决定,隔着极大的鸿沟。《出版行思录》收录了各地集团的破解之法,或直接取消二级法人,或直接划走优质资产,有强令资金集中管理也有干脆调人“削藩”的。让人错愕的是,有着行政权力加持的资源整合改革,那一时间竟加速了出版人在全国范围的大流动。

中版集团稳健起步,选择了利益共享、经脉打通的“内化方式”。从委派财务总监到资金集中运营再到运营收益转为战略投资、扶持微贷,资本逐渐成为集团战略实施的可靠助手;从出版结构板块划分、图书产品线规划到向数字融合项目的投资倾斜,资本成为集团挺拔出版主业的支撑性力量;从组建纸张公司、兼并印务公司、合资成立物流公司、转型“网上商城”,资本不断完善着集团的供应链;从奖励版权输出、实物出口、数据库出口、投资海外公司到投资建设联通国际的图书交易平台,资本加快集团国际化的步伐。中版集团几代出版人,每到关键时期恰如其分的战略指引、每到关键环节及时有效的资本供给,将资源整合的法人边界和人性疑虑逐渐融化。2017年8月21日,中版集团经过资源重组而成的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A股,便是这项改革的标志性成果。

《出版行思录》展现了新时代“集团化”建设的新路径。十九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党建业务同谋划”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集团化建设的两个新关键。作为中版集团党组副书记,伯根同志以一贯的开阔视野和严谨作风,在《抓好党建、政治强企》一文中勾画出了落实新时代新要求、落实中版集团建设“主流出版型、融合发展型、国际传播型”战略目标的路线图。中版集团“政治组织、文化组织、经济组织”的性质定位更加明晰,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度更加紧密。具体实践中,在出版业这文化人云集之地,秉持“思想通”方可一通百通的基本规律,党建工作将“政治思想工作”、思想上的动员力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强化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中版集团自成立至今始终在追求的现代制度、现代治理,在“政治统领”、“双效”统一体制机制中获得了重要的支撑和助力;意识形态责任制与导向管理十二项机制,“双效”统一与业绩考核、“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出版物质量大提升等相互衔接、结合到了一起。

面对未来,伯根同志对出版业集团化建设保持足够的清醒,在诸多文章中也表示出深刻的忧虑。时至今日,我们的出版集团“还没有一家出版集团达到国际超大型出版集团的规模,没有一家集团是跨国公司”,能够“对全球文化有较强的辐射力、影响力”。观察出版业的产业环境,出版集团“受到区域行政管理和所有制形式等多种因素制约,受到地方、部门及行业保护主义的钳制,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外延式扩张的欲望受到压抑”。即便在出版产业内部,“教材教辅占用出版资源比例过大”、来自教材教辅的“高额出版利润”对集团发展的“单一驱动明显”。伯根同志一直为突破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收入他文集的专著《出版集团战略投资论》深入研究国外出版传媒集团的成长路径,指出集团发展壮大两个必要条件:第一,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环境、资本对文化的持续冲动、兼并重组的手段是出版集团成长路上的“贴身随护”;第二,内容价值链的跨媒介、跨行业延伸禀赋,则是出版集团发展的基本也是关键。如果说前者代表着对更大开放、更深改革的期盼,后者则显示出一位出版家对出版产业性质、逻辑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文化所拥有的特殊力量的高度自信。其实,这两个方面,又何尝不是集团化建设走向未来的路径?他早期创作的《出版行思录》内容宏大丰富,足为出版人学习的“宝库”。其中所收录的另一部专著《编辑出版论谭》,对编辑出版的基础理论作了深刻阐述,至今仍有着教科书式的指导意义。这里更加专注于文集有关“集团化”建设的反思和总结,既缘于本书突出的价值所在,还缘于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方向前提下的出版集团化、市场化、国际化、数字化改革之路,任重道远、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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