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通史中看世界——海斯;穆恩;伟兰

 

从全球通史中看世界——海斯;穆恩;伟兰

 友人刘启戈先生,研究西洋史多年,于中古欧洲史尤为精通,近译海斯、穆恩和韦兰合著的一部《全球通史》,全书凡十二卷,五十一章,七十余万言,附历史地图及其他插图甚多。译者在这动乱的时代与艰苦的生活中,能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真是值得赞叹。

  这本书,不久即将出版,译者要我写几句话,作为本书的介绍。我很高兴译者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对于这本行将送到中国青年面前的《全球通史》,表示我的意见。

  我知道这本《全球通史》在美国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著作。自从1932年出版以来,增订过三次,在第三次增订后,又已发行六版。译者所据,是1947年的增订本,亦即最近的版本。这个新版本的特点,就是把本书叙述的范围,向下伸展,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这本书的几位著者,在美国史学界都有相当的地位,除本书外还各有其他的著作。海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教授,曾著《近代欧洲之政治史与文化史》(Political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及《大战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Great War)。穆恩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他的著作有《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及与海斯合著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古代史与中古史》(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和《近代史》(Modern History)诸书。韦兰是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学院(Madison College)的历史与社会学教授,曾著历史故事多种,并与其他作者合著《弗吉尼亚地方志》。这本书是他们三个人合著的,其资料与中心思想,大半采自海斯与穆恩合著的《古代史与中古史》和《近代史》,但据作者在本书序言上所云,并不是以上二书的缩本,而是彻底写过的一本新书。

  说到这本书的内容,一般说来,我完全同意译者在写给我的信上所说的“这不是一本名著”,而是“一本有用的书”。它有很多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对史实的组织,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对史实的叙述具体扼要,简单明了。以体裁论,它以卷为纲,而以章为目,在章之下分节,又于每一节目中标以小题,端绪虽繁,而能类聚条分。此外于每一卷之前有前言,包举大要,每一卷之后有结语,综括前文,承前启后,交代明白;以叙述而论,它完全是排列史实,平铺直叙,很少繁文赘语,臆说浮词,既能高瞻远瞩,讯论大势,又能网罗概括,委曲细事。此外又能力避琐碎,抓住要点,把人类史上一些不足轻重的史实,轻轻放过,而对于那些足以影响后世的巨大历史事变,则予以有声有色的说明。即因如此,所以这本书虽然没有把世界史发展的全过程,划出明确的阶段,但从它的叙述中,却隐然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之系列。正如作者在本书序言上所云:“我们从古代渔猎时期到近代大商业时代,从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到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人类,一路说来,成为一个极流利的故事。”

  说到本书的观点,当然没有脱离观念论的窠臼。例如作者在本书中有时过分强调精神与英雄对历史的作用,如作者以为罗马贵族之残酷与荒淫,是由于“生活无常与无靠的心理”。又如他们以为美国革命的最重要之因素,是“华盛顿个人的品格与功业”。这些都是例证。不过作者并不因此而忽略物质文明对历史的作用,反之,他们以最大的篇幅,来叙述人类的发现与发明,从手摇纺车到纺织机器,从独木舟到火轮船,从古旧的驿车到蒸汽机车与汽车、飞机,一言以蔽之,从石头的故事,到原子能的发明,其间如铜器、铁器、蒸汽机与电之发明、改进与应用,以及由此而引致之经济的变革、政治的改组、文化思想的进步,皆有详尽的说明。总之,这本书叙述政治、文化,也叙述经济。正如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所云:“它的叙述对于整个地球上各世代各民族的文化、社会、经济生活,都等量齐观,予以注意。”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偏见较少,而且有时还表现出一种历史学家应有的正义与公平。一般地说来,作者似乎知道为了保持历史学的严肃性,常常警诫自己,不使越出人性的堤防。例如他们对于历史上各世代之被迫害者,都寄以同情,他们曾以悲悯的语调描写古罗马的奴隶生活,中世纪的农奴生活,并且歌颂法国大革命,甚至对十月革命也能保持镇静。反之,他们对于奴隶主、贵族、封建暴君,乃至近代资本家之荒淫、暴虐与过分的剥削,都会予以指责。这种指责甚至对于教皇也不例外。自然,作者对于史实也有错误的看法,例如作者看到古代罗马奴隶被引用于农业生产,便认为当时的经济是农奴制与奴隶制的混合(第10章)。又如他们看到中世纪封建领主曾给予家臣或市镇以某种特权之事,就以为在中古封建政府中,有共和主义与专制主义并存(第19章)。最有趣的,是他们以为有了基督教的信仰,中世纪的领地性质,就是一种合作社会,而且寓有农业民主的思想(第18章)。不过这一类错误,与其说是偏见,不如说是作者的阶级性限制了他们对于历史事实之深入的理解。

  最后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译者在他的译本上作了许多有价值的注文,这些注文不仅丰富了原书的内容,并且有时也纠正了原书的偏向。前者如在原书仅仅只有一个名字的历史人物,在注文中即可获知这个人物的生平,在原书中仅仅只有一个标题的历史事件,在注文中即可获知这个事件的源流。后者如译者在原书“白种人的负担”的标题后,即于注文中指出这句话是吉卜林的成语,而吉卜林是帝国主义的歌手。

  总之,这本《全球通史》优点很多,缺点也有,但仍不失为一本有用的书,因为它能供给读者以世界史的具体知识,而这种具体知识是今天中国的青年必须具备的。今天中国的青年不说研究历史,就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也不能仅以学习本国史为满足,为了应付那瞬息万变的世界,必须具备世界史的常识。这本书恰恰符合这一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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