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从来不缺人,中西并存多元混杂多博学大家

香港文学从来不缺人,中西并存多元混杂多博学大家

《香港文学史》王剑丛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

即便《酒徒》早已成了香港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但作者刘以鬯的作品也未见有更好的待遇。1972年连载的长篇小说《对倒》直到2000年才得以出版,原因竟是王家卫称这部小说是《花样年华》的灵感来源。不止是香港,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被称为文学、文化沙漠。沙漠上可以建造出迪拜,其他的一切,则都可以抛弃或重新拾起。

香港文学从来不缺人,能和香港文学产生联系的名字,太不乏名声响亮的大家,这是衡量与书写文学史的关键因素。再有,恐怕就是香港在殖民历史中更多充当经济工具的角色,此消彼长,文化感反而不需要这么重要。但如今的世界,已经很少有不被纳入经济体系的东西了,没有厚重的历史,反而可能更轻松一些。

新文学的起点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香港回归拓宽了边界,加之时长累积,可以简单快速地加以分类了解。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香港文学从五四之后兴起。其时,白话文在内地逐渐普及,主要标志是《新青年》1918年的第四卷第5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紧接着在5月刊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国民学习采用。香港对此反应激烈,反对白话文的声音多来自旧文化势力和来香港避乱的晚清遗老,因此香港的白话文普及晚于内地。

1925年,时任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刊了宣传其主要思想的《甲寅》杂志,反对新文学运动。在北京,他下令小学以上学校读经,作文言文;在香港,著文称“文言未必难作,白话未必易作”。与此类似,宣称白话横行文学灭亡的论调在香港极其盛行。港督本人也是反对白话文的人之一。香港文学的拓荒者侣伦在文章中说:“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字……看见有人用白话文写什么,便摇头叹息‘国粹沦亡’……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想要渗进来是相当困难的事。”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对立、新旧文学的交错是上世纪20年代的关键词,但新的思想是时代所趋,即便是旧文学,主题也是反帝、反清,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向新文学过度无非是时长问题。1927年,鲁迅受香港青年会之邀赴港演讲,号召青年抛开孔孟之道的老调子,在无声的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被现代学者认为香港新文学的起点。但在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鲁迅及内地文坛,对鲁迅的演讲也“不太懂”,加之香港当局加以干涉,并未形成快速效应。

直到1928年,《伴侣》杂志创刊,刊登香港新文艺青年的作品,虽然仅存在了一年,却可以当做香港文学的标志性刊物。此后,新文艺刊物不断涌现,参与创作的作家被认为是香港文学的第一批拓荒者,他们中有黄天石、谢晨光、侣伦、张吻冰等,这些作家在香港出生,或者在香港长大,是名副其实的本土作家。

拓荒期

广为人知的香港文学,一类是金庸、张小娴、董桥这些耳熟能详的本土作家,一类是萧红、张爱玲、郁达夫等“外来”作家。无论是哪一类,都极少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家的影子。

1938年左右,抗战时期,内地作家避乱香港,人数数以百计。这个数目,在逃难者中,不过万分之一,却对香港文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部分作家大概来说分为三类:一类是暂时居住,目的是通过香港中转到国外或内地各抗日根据地,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胡风等;一类是居留时长相对较长,也有时长在港创作作品,如矛盾、夏衍、戴望舒、萧乾等;一类是定居,如许地山、萧红、叶灵凤等。香港文学的阶段分类中,这个时长一直到1949年建国,统称为拓荒期。如果细致分,1937年之前,香港文学已经由文言文转变至白话文。1937年之后则到了全面拓荒时期。

上海沦陷之后,香港成为了新的文化中心,外来作家有相当数量都参与到了抗战活动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香港分会”也在此时成立,香港文艺界统一战线形成,同时把上海创办报刊的传统带到香港,一时长,各种报刊、文艺刊物举不胜举,一系列的活动和文章发表对作家和文艺青年的进一步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矛盾和叶灵凤主编的《立报·言林》、戴望舒的《星座》、夏衍的《灯塔》。这些报刊自然有香港作家的一席之地,侣伦的《穷巷》和黄谷柳的《虾球传》便连载于夏衍的《灯塔》。

通俗文学的天下

香港文学开始耳熟能详,似乎是从通俗文学起步的。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加上社会性质的不同,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更习惯带有娱乐消遣性的内容,这让香港文学有了不同程度的“商业味道”,通俗文学成为了娇宠,大受读者和出版商垂爱。虽然分析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发展,尤其是贴近当下,都有多元化的表现,但以数量和销量论,70年代的香港都是通俗文学的天下。

所谓“通俗文学”的体现,主要在武侠、科幻、言情、杂文四项。武侠小说中,有早已成名的金庸、梁羽生。科幻小说则是开始写武侠的倪匡避免与金、梁竞争的权衡之举,竟获得了巨大成功。言情更是都市文学的最佳代表。而杂文,香港称为框框杂文,指报纸上用线条围成框框的文字,短则二百字,长则千字,无所不谈,每天登载的杂文,字数不会少于半部《红楼梦》,是那个时代阅读习惯、文化气候的综合因素所致。这和60年代的香港文学有明显区别。1956年开始,香港就有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文艺新潮》创刊,这个阶段有以“实验小说”著称的刘以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西西,当然,这个阶段也是通俗文学的起步阶段,只不过在后来,它们遭受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待。

产生60年代严肃文学的原因,源于50年代国内外的局势。新中国成立,流亡香港的作家返回祖国,而有对立思想的作家则流亡到香港。朝鲜战争时,美国对中国施行禁运,通过香港向内地进行文化渗透,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机构和作家,经济上的大力援助让许多作家加入到这一阵营。提起这段历史,人们最乐于谈论的就是张爱玲的两部长篇,《秧歌》和《大合唱》。

严肃文学的边缘化

关于香港文学,繁复到可以用中西并存、多元混杂等词汇归结,其社会背景更成了解释一切的根源,但已经无法让人满足。这部历史离我们并不远,无须观望。香港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逐渐引进到内地出版,不过二十年,其数量寥寥,众多溢美之词背后,并没有让文学创作的境遇好多少。而无法靠写字为生、政策资助不尽人意等创作壁垒早就成了常规问题,过多考虑倒显得幼稚。

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酒徒》的作者刘以鬯如今已经99岁高龄,受限身体,只能写一写诗。从大学时期的写作,到顺理成章的主笔、主编,他的生命是交付给文字的。最多的时候,他同时撰写十几个专栏,日写一万多字,可以用稿费养家,每日忙碌到电视台停播,也未放弃内心想写的部分。即便《酒徒》早已经成了香港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他自己想写的部分也未见有更好的待遇。1972年连载的长篇小说《对倒》直到2000年才得以出版,原因竟是王家卫称这部小说是《花样年华》的灵感来源。

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第一届“红楼梦”奖上败给了贾平凹的《秦腔》,只斩获了评审团大奖,无缘三十万港币的奖金。梁文道意气地告诉他:“贾平凹一本书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恐怕就不只这个数了。”董启章听了,居然说:“要是有三十万,够我用几年。”这个香港的奖项,获奖的香港作家,竟然没能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据说香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长篇,台湾同年卖了五千本,可以说是畅销作品了。又过了五年,才有了大陆版本,它不会卖得太好,看版本就知道。《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董启章“自然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他放弃了教书的职业,也不写专栏等其他东西,就是写,直到写完第二部,才出门继续工作。

用世俗的角度看严肃文学创作与作家生活,是不太尊敬的做法,即便它关乎认可,而认可本身就有色彩。再怎样多的质疑与不赞同,都是文学生态无法或缺的。它的背后,一定还有一直写啊写,永无出头之日也还在写的一群人。但愿没想多。(文/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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