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城历史:书籍中的大舒城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每个地方都曾经诞生了丰富绚烂的文化,同时也需要书籍这种载体记录和流传……文章将按年代整理关于舒城曾经的各种出版物,让大家共同了解书籍中大舒城。

舒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1955年方志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志》七十七卷,发行500册。

舒城历史:书籍中的大舒城

舒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安徽省舒城气象资料(1956-1980)

1982年,安徽省舒城县气象局编制,大16开,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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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舒城气象资料(1956-1980)

安徽省舒城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

1983年1月,舒城县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印,16开,451页。

舒城历史:书籍中的大舒城

舒城县文物志

1984年12月,安徽省舒城县文化局编印,大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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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文物志

舒城县革命史资料

1985年,舒城县(下图)办公室编印,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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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革命史资料

中草药普查与区划

1985年,安徽省舒城县农业区划委员会编印,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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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普查与区划

安徽省舒城县土壤志

1986年,舒城县农业局、舒城县土壤肥料站编印,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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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舒城县土壤志

舒城文史资料 第一辑

1986年,政协舒城县委员会编印,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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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文史资料

安徽省舒城县组织史资料(1929年8月~1949年9月)送审稿

1987年,舒城县(下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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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舒城县组织史资料(1929年8月~1949年9月)送审稿

舒城县金融史

1988年6月,工行、农行、建行、人保舒城县支行编印。16开,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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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金融史

舒城县水利志

1992年2月,安徽省舒城县水利电力局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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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水利志

舒城文史资料 第二辑

1994年,政协舒城县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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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文史资料

舒城县志

安徽省地方志丛书,舒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书社出版,责任编辑刘欣,封面设计刘晓红,16开本,精装,43.5印张,11插页,100.5万字,1995年5月第l版第1次印刷,印数1—3000册,彩色插图69幅,表格230个。

该书总编曹玉堂.编辑李树生等5人.特聘编辑程方巩,摄影常为伦。

该书正文有概述,大事记,第一章地理,第二章人口,第三章农业,第四章林业,第五章水利,第六章畜牧、水产,第七章工业,第八章交通,第九章邮电,第十章城乡建设,第十一章商业,第十二章粮食.第十三章工商管理,第十四章财税,第十五章金融,第十六章党派、群团,第十七章人大、政府、政协,第十八章公安、司法,第十九章民政,第二十章军事,第二十一章劳动、人事,第二十三章教育,第二十四章体育,第二十五章医药、卫生,第二十六章科技,第二十七章宗教,第二十八章风俗,第二十九章方言,第三十章人物,共1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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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志

舒城从汉初置县以来,已有2180余年,自唐开元二十三年确定县名以来,已有1250年。舒城位于安徽省中部,江淮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舒城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以农业为本,农业生产是全县国民经济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农业生产,从50年代初开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改土治水,新建各类水利工程等农业基本建设。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新建了一批地方国营工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1982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各业的繁荣,该书以翔实的材料,客观地反映了舒城县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和现状。

该书附录有历次编修舒城县志情况记略,历代《舒城县志》序文选,地方重要文献辑录,编后记。

舒城革命史话

1997年,舒城县(下图)研究室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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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革命史话

可爱的舒城

1999年,舒城县宣传部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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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舒城

舒城胜览

200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主编汤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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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胜览

续修舒城县志(光绪)

《续修舒城县志》成书于清光绪年间,全书共50卷,70万字,大32开,750页。该书详尽记录了光绪之前舒城的建置沿革、山川、古迹、民风、歌谣、学校、人物、赋役等情况,图文并茂,表传结合,是封建时代流传下来最完整的一部舒城县志。 《续修舒城县志》是“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的一种。2005年初,县地方志办公室着手该书的点校工作,历时四年,完成这部旧志的整理,于2009年9月由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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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舒城县志

舒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2009年,由南方出版社出版,主编余和平。由《舒城民间故事》《舒城民间音乐》《舒城民间手工艺》《庐剧中路(舒调)唱腔选集》四本组成,大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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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魅力舒城

2009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陆纯,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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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舒城

舒城县政协志

2009年,政协安徽省舒城县委员会编印,16开,发行1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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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政协志

万佛湖

2009年,舒城县万佛湖风景区管理处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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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佛湖

抗日名将孙立人

201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大32开,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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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立人

周瑜故里游 舒城

201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16开,169页,2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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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故里游 舒城

舒城县志(1986-2004)

2012年,黄山书社出版。16开,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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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志(1986-2004)

回眸龙河口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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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龙河口

舒城县革命斗争大事记

舒城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编印,16开,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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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革命斗争大事记

其他

  • 龙舒净土文:王日休居士撰,中国香港佛经流通处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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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舒净土文

  • 舒城方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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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方言

  • 茶棵青青:197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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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棵青青

  • 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报告: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

舒城历史:书籍中的大舒城

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报告

附录:舒城县志

  • 修志情况:历史上修志十二、三次,建国后修志两次。

  • 现存情况:建国前志书存世六本,国内三本,县内一本。

  • 部分志书情况:

清嘉庆:36卷20册,43万字

清光绪:50卷16册,45万字

1995年:30章,100.5万字

2010年:37章,12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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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束文杰

  • 校正:蒋宏秀

  • 图片:“孔夫子旧书”、网友提供

  • 运营:华语融媒体舒城频道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由国家资助出版

济宁新闻网10月18日讯(记者 王立强)一部由济宁考古学者胡广跃编著的深耕济宁本土文化的大书《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日前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资助,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8开本,800余页,重达4公斤,是首次对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的全记录。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由国家资助出版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书影

悠久和辉煌的历史使济宁拥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两汉碑刻就是济宁丰厚文化积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两汉碑刻中,最具特色的是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保存有黄肠石题刻785石,在全国实属罕见,为全国已知汉墓之最。任城王汉墓群,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办事处肖王庄村南,1977年,墓群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一号墓位于墓群西北部,1992~1995年间,经上级部门批准,济宁市文物局对其进行了发掘。一号墓规模巨大,建筑工程相当浩繁,属大型汉墓,具有明显的东汉墓葬特点,所用石材包括题凑石墙、封顶石、封门墙、各室底边石、棺床边石约4500余块,其中暴露在外、可以看到的文字刻石计785块,约有4000余个单字。据墓葬发掘者估计,埋在封土和石墙内的题字石刻是目前可见题字的一倍左右,在目前发现的汉代墓葬中较为少见。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由国家资助出版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内页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的编著者胡广跃,是一位参与任城王墓发掘的考古学者,也是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重要研究者。积多年之功,胡广跃对这些汉代文字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黄肠石题刻的分类、书风、价值、意义作出深入研究。据胡广跃介绍,汉任城王墓题刻文字大部分刻在方石和长方形石的侧面,少数刻在方石或长方形石的正面(叠压面),每石文字最少一字,多数3至5字,最多11字。在内容上主要是工匠者籍贯姓名,数字尺寸,另有官职、作坊、吉语等。汉任城王墓题刻众多,工匠来自不同地方,题刻出自50余位书刻匠之手,书刻风格多姿多彩,书风可分为工整、率意、拘谨、飘逸四大类。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出土,对研究汉代墓葬结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东汉时期封国郡县行政区划和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全面反映了汉代的“物勒工名”制度。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由国家资助出版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内页

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前一般不经过书丹,而是由石工捉钻子镌刻,因刻者众多,故风格多样,为东汉民间常见的实用性文字,代表了当时民间书写主流,其价值和意义更多的体现在文字发展史上。《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它的出版,不仅是深耕济宁本土文化资源的硕果,也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文字,提供了翔实和丰富的原始资料,对促进中国文字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唐七公子·为何被爆抄袭后仍有几万粉丝追捧,还拍成电视剧?

唐七公子·为何被爆抄袭后仍有几万粉丝追捧,还拍成电视剧?

第1届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铜奖、 2013年度“大众最喜爱的50种图书

唐七,作家,曾用笔名唐七公子,文风温暖清丽,擅长用幽默的语言述说令人心伤的故事,感动无数年轻读者。2009年出版首部长篇作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其中作品《华胥引》获首届“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铜奖,入选2013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岁月是朵两生花》参评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经典语录

01、爱恨若成信仰,便失去本身意义。信仰令人入魔,当心中开出黑色的花,那些纠结的花盏遮挡住一切光明,那便是末日,这样的人会毁掉自己。

02、爱哭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我觉得泪水是世间最不需要强忍的东西,有时候我也想忍住,让别人觉得我很坚强,但忍不住的时候我就不会忍,因为后来我明白坚强只是一种内心,爱哭不是不坚强,哭过之后还能站起来,能清醒地明白该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事,我要做的是这样的人。

03、被他一剑刺穿胸膛的一瞬间,我这样想,想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我的夫君,我只想和他一世长安。

04、编织了太多美梦,终有一日会忍不住将自己困于其中,这是人之贪欲,我虽不是为自己,却也有不可言说的祈望,执着存在于心。

05、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疼痛堂而皇之挂在脸上的,即便没挂在脸上,那痛却是一分也不少的。

06、不用许我今生今世,我只要你此生此世。

07、不知谁说的,幸福要走那么多路,用那么漫长的时长,做出那么多努力,毁坏它却只要迈出一步,一瞬之间,不费吹灰。

08、愁怀难遣,何需急遣;浮生多态,天命定之;忧愁畏怖,自有尽时。

09、此前很多年,我一直坚信,人不能毫无道理地去做某件事,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比如说当厨房做了我不爱吃的菜,我就跑去问掌勺的师兄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不做炒土豆丝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坚持问上一个时辰,一般来说,第二天我们的饭桌上就会出现炒土豆丝。这件事告诉了我们求知欲的重要性,知之才幸福,不知不幸福。

10、从前我不相信我们没有缘分,可能是因为失望得还不够彻底吧。

11、从前咫尺天涯,希望而后能天涯咫尺,但最好的状态还是只要咫尺不要天涯,就好了。

12、大部分男人生平最热爱的事就是花钱和其他男人分享同一个女人,俗称嫖妓;最痛恨的事是其他男人不花钱就和自己分享同一个女人,俗称戴绿帽子。

13、大恨和大爱在某种程度都一样,久而久之会变成信仰,若是那样,爱和恨其实都失去本身意义。

14、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涌泉之恩无以为报,九州的规矩是,无以为报时我们一般以身相许。

15、点一盏灯,听一夜孤笛声;等一个人, 等得流年三四轮。风吹过重门,深庭院幽冷,一纸红笺,约下累世缘分。

16、对花对酒,落梅成愁,十里长亭水悠悠。

17、对注定要爱上的那个人而言,一眼都嫌太长,何况三天,何况这么多眼。

18、恩怨纠葛如浮云过,她遗憾没在最好的年华里遇上他。

19、感情这个事情,乃是个万万容不得拖泥带水的事情。

20、过去的事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已成为过去,往事我们就让它如烟飘散。

21、和你擦肩而过的遗忘,是我一生的惊涛骇浪。

22、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想着,假如我有一个心上人,我要把我的愉悦和快乐全部弹给他听,把我的悲伤和难过全部哭给他听。我的心上人,此时,他在这里。

23、华胥一引,乱世成殇。

24、回头看这一段风月,似场凋零繁花,容垣的一生太短,执着地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她,便是他口中的君王之爱。在这样的乱世里,看够了庸臣昏主,东陆大地上有多少王宫,王宫里埋葬多少红颜女子的青春枯骨,却让我看到这样一段情,从黑暗的宫室里长出来,像茫茫夜色里开出唯一一朵花,纵然被命运的铁蹄狠狠践踏,也顽强地长出自己的根芽。

25、记住我,不能忘了我,假如今后喜欢上别的女子,一定不要让我知道。

26、假如一个人脸上带着面具,名字必然也要带上面具,否则就失去了把脸藏起来的意义。

27、可倘若一切果真如我所愿,于我又有什么意义?他终归是没有在乎过我,即便同样不在乎其他人,我和他之间,也无从找到什么契机改变,那么我究竟是在自得什么,是在高兴什么呢?

28、累世情缘,谁捡起,谁抛下,谁忘前尘,谁总牵挂。忆当时年华,谁点相思,谁种桃花。

29、历经浮世繁华,他最想要的还是和她一世长安,既然芳魂已逝,他便用自己的命来交换一个她还活着的梦境。

30、玲珑骰子安红豆,相思红豆,入骨相思君知否。

作品简介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唐七首部长篇作品,讲述青丘帝姬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的三生爱恨,三世纠葛。

唐七公子·为何被爆抄袭后仍有几万粉丝追捧,还拍成电视剧?

那一世,大荒之中一处荒山,成就她与他的初见。

桃花灼灼,枝叶蓁蓁,妖娆伤眼。

记忆可以封存,可心有时也会背叛,忘得了前世情缘,忘不了桃林十里,亦忘不了十里桃林中玄衣的少年。

这一世,东海水晶宫,他们不期而遇。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透这三生三世的爱恨交织,只要你还在,只要我还爱,那么,这世间,刀山火海,毫不畏惧。

有些爱,藏在嘴边,挂在心尖。 浮生若梦,情如流水,爱似桃花…

《岁月是朵两生花》

她的爱,宛若盛放于时长缝隙,不变的花,岁月是朵两生花。参评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唐七公子·为何被爆抄袭后仍有几万粉丝追捧,还拍成电视剧?

都市喧哗,红尘嘈杂,爱如生花。假如给你一次盛开的机会,如何才是你想盛开的样子有那样一个女孩,她想盛开得长久又美丽,为了她的亲人,还有她曾经遗失,最后终于寻找回来的爱人。她的爱,宛若盛放于时长缝隙,不变的花。

《华胥引》

获首届“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铜奖,入选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13家中央媒体和门户网站评选的2013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唐七公子·为何被爆抄袭后仍有几万粉丝追捧,还拍成电视剧?

华胥一引,乱世成殇。这是一个发生在乱世的故事。

陈国灭卫,卫国公主叶蓁以身殉国,依靠鲛珠死而复生。当她弹起华胥调,便生死人肉白骨,探入梦境与回忆。幻术构成的曲谱里,尽是人世的辛酸与苦涩。而她与亡她国家的陈国世子一次一次于幻境中相遇,身份两重,缘也两重。清平华胥调,能不能让每个人追回旧日的思念,不再悲伤?

《三生三世枕上书》

再掀“三生三世”畅销狂潮,引发千万读者疯狂追捧的言情经典,讲述了青丘帝姬凤九和帝君东华的爱恨纠葛。

如果执著终归于徒然,谁会将此生用尽,只为守候一段触摸不得的缘恋? 如果两千多年的执念,就此放下、隔断,是否会有眼泪倾洒,以为祭奠? 纵然贵为神尊,东华也会羽化而湮灭。 虽是青丘女君,凤九亦会消逝在时光悠然间。 只是不知,当风云淡去,当仍在无羁岁月间穿行,当偶有擦肩。东华还能记起凤九吗,还能否记起她就是那只曾守在自己身边的红狐?记起自己曾经救过一只九尾红狐?

《三生三世枕上书·终篇》

此生绝不可错过的三生入骨相思,终有结果。

两千年的执念,不过换一场素来无缘。

若终归无缘,却为何要让你我今生相见,一眼万年?

迷雾重重的梦境中,穿行了谁的影子,湮灭了谁的相思,又掩埋了,谁的今生前世?

“沉浮于梦境中的帝姬,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毕生所求,不过是在他的眼中,能看到我的影子。”

有一句话是情深缘浅,情深是她,缘浅是她和东华。

有一个词是福薄,她福薄,所以遇到他,他福薄,所以错过她。

《四幕戏.起》

唐七公子·为何被爆抄袭后仍有几万粉丝追捧,还拍成电视剧?

致聂亦的一封信:

泰戈尔有句诗:他说,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同一条窄船里,死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

但我想不是这样的,我很庆幸今生能和你同在一艘窄船,而即使我先靠了岸,也会一直在岸边等你。

你知道我爱着大海,仅次于爱你。

我会在大海的最深、最深处,给你我最深、最深的爱。我爱你,聂亦。

聂非非

无论是梦还是现实,唯一安全的只有一句话。

作词歌曲

《华胥引》主题曲《华胥引》

《三生三世枕上书》主题曲《枕上书》

评价

匿名用户

初看她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被那种诙谐轻松的文风打动了,后来看《华胥引》被虐的很难过。然后看《岁月是朵两生花》觉得有点乱有点狗血,不过还行。然后看《三生三世枕上书》实在太失望,和十里桃花不能比。最近的《四幕戏》看了一点就弃了,简直为虐而虐。

小编发现太多新闻是关于唐七抄袭的,所以小编就不引入太多评论了。在小编看来,喜欢一个人的文字是很单纯的,不应该受他人的影响。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读苏菲:我起身相询:汝意有何求?

艾伯特打电话给苏菲,约她在新开的皮尔咖啡厅见面,稍微谈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这也是最后一次哲学课了。《苏菲的世界》首次出版时长是1991年。

继续读《苏菲的世界》。

读苏菲:我起身相询:汝意有何求? 在咖啡厅里,艾伯特对苏菲说,我们这个时代,各种潮流都有,其中最重要的潮流,就是存在主义。这其中的代表认为有:德国哲学家尼采,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还有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波娃,一个存在主义的女哲学家。据说萨特本人经常出入咖啡厅,在咖啡厅里,他结识了西蒙波娃。

对于存在主义者而言,最主要的字眼当然就是“存在”。萨特认为:“存在不等于活着”。植物和动物也活着,它们虽然存在,但并不需要思考存在的意义。人是唯一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生物……

在艾伯特大谈萨特存在主义的时候,我的思想却飘远了。由萨特的存在观点,我忽然想到,如果有感官的认知才有“存在”话,那么人人都可以说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因为每一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感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还有哲学家存在的意义吗?

这个时代的人似乎忘记了苏格拉底说的那句话:“哲学家是寻求智慧的人”,而不是寻求感官经验的人。

读苏菲:我起身相询:汝意有何求?

离开咖啡厅,艾伯特带着苏菲去了书店。书店其中一面墙上有醒目的三个标签,分别是“新时代”、“新生活”和“神秘主义”,这些类别在当代的都很热门。《死后的生命》、《招魂术的秘密》、《占星术是什么》、《上帝重临》等等神秘主义书籍,讲的都是超自然现象。艾伯特对苏菲说:“这也是二十世纪的现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庙。”

这个时代很奇怪,一方面人们高谈自然主义、存在主义,把信仰当作无稽之谈。另一方面,却又掀起了一股对超自然现象研究的热潮。尽管当今和古代相比,科技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人们发现未知的事物,我们无法理解的现象,却依然没有减少。此外,人们将自身的很多困惑,有时候也寄希望于超自然现象。

对于超自然现象,艾伯特的看法是:“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应该睁大眼睛,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白色的乌鸦,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寻找它……”但我并不赞同艾伯特的这种看法。即使我们找到了白色的乌鸦,绿色的乌鸦,那又怎么样呢?无非是自然科学词典中“乌鸦”一栏多了几条记录而已,难道多了这些记录,就能证明人类的智慧提升了吗?人类的烦恼减轻了吗?显然,超自然现象并不是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苏格拉底称自己是“哲学家“,一个爱好智慧的人。他是站在迷茫的低处仰望着智慧的山顶的。哲学的智慧必须从思考哲学的根本问题“我是谁”、“世界从何而来”而来。在我们尝试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发现:我们开始变得谦虚坦荡、变得深邃清明、变得胸怀辽阔,变得慈悲仁爱,重要的不是答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觉悟,最终圆满领悟到……不可思议!

读苏菲:我起身相询:汝意有何求?

苏菲的花园宴会之后,苏菲和她的哲学老师艾伯特一起消失了。席德的父亲将他们的哲学故事写成了《苏菲的世界》这本书。

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长来“边读边聊”这本书,合上书的感觉,就像做了一场西方哲学史的大梦。感恩该书的作者贾德和译者萧宝森,也感恩与我“边读边聊”的读者朋友们。

此时正是夜色阑珊,脑海忽然涌出一句诗:”我起身相询:汝意有何求?“是啊,看完此书,吾意、汝意有何求呢?。

这本曾被禁的书,销量仅次于《圣经》

这本曾被禁的书,销量仅次于《圣经》

推 荐 语

今天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第一代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在写这本“禁书”之前,他因为在一本叫《空军飞行员》的书中花费很多笔墨写了一个犹太人上校,被当时的政府禁止出版。这本书也因此受株连,被判为“禁书”。

直到圣埃克苏佩里去世,都没再能看到它在法国本土出版。而在美国的自由土壤下,这本书才被很多人熟知。

圣埃克苏佩里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这本书在今天销量仅次于《圣经》,光译本就有200多种。

这就是那本“献给长成了大人的孩子们”的《小王子》。虽然它只是一本童话,但却“没有骗人”,其中包含的是作者透彻地看待人生后的冷静思考,对成人世界的鄙夷和批判。

这本曾被禁的书,销量仅次于《圣经》

三毛曾说过,如果生命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长,只看一本书,那就是《小王子》。


小王子

Le Petit Prince

作者: 圣埃克苏佩里

创作时长: 1942年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类型: 短篇小说

字数: 10万

豆瓣 评分:9.0(TOP250第2名)

这本曾被禁的书,销量仅次于《圣经》


♠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

♠ 大人热爱数字。如果你跟他们说你认识了新朋友,他们从来不会问你重要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他最喜欢什么游戏?他收集蝴蝶吗?”他们会问:“他多少岁?有多少个兄弟?他有多重?他父亲赚多少钱?”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他们了解了他。如果你对大人说:“我看到一座漂亮红砖房,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屋顶有许多鸽子……”那他们想象不出这座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你必须说:“我看到一座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子。”他们就会惊叫:“哇,多漂亮的房子啊!”

♠ 如果我忘记了小王子,那我就会变得和那些除了对数字感兴趣,对其他事都漠不关心的大人们一样了。

♠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很天真简单的活下去,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守护而来的。

这本曾被禁的书,销量仅次于《圣经》

♥ 当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格外喜欢看日落。

♥ 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什么叫做孤独,我就是这样,孤独地生活着,没有一个人真正跟我谈得来。

♥ 玫瑰花:哦,如果我想跟蝴蝶交朋友的话,当然就得忍耐两三只毛毛虫的拜访咯。

♥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抓一批人来搜集材料,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大海就够了。

♥ 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难多了。如果你成功地正确审判了自己,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了。

♥ 如果不去遍历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但我们一旦遍历了世界,却发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美好的地方去了。当我们开始寻求,我们就已经失去,而我们不开始寻求,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身边的一切是如此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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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曾被禁的书,销量仅次于《圣经》

♣ 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很多,会很容易办蠢事、说傻话。

♣ 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从三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时长越临近,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小狐狸。我们渴望被自己喜欢的人驯服。 

♣ 我那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她的行为,而不是根据她的话来判断她。她香气四溢,让我的生活更加芬芳多彩,我真不该离开她的…我早该猜到,在她那可笑的伎俩后面是缱绻柔情啊。花朵是如此的天真无邪!可是,我毕竟是太年轻了,不知该如何去爱她。

♣ 如果你想要与别人制造羁绊,就要承受流泪的风险。

♣ 我想你心里清楚,你可以要求我做任何事,无论牺牲多大,无论何时,我都愿意。我写这段话不是要你感激我,因为你永远不会真的需要我,但是你在孤单寂寞时,想想我这段话,也许能够减少孤单的感觉。虽然你伤了我的心,但我原谅你的所作所为。

♣ 爱情不是终日彼此对视,爱情是共同瞭望远方、相伴而行。

♣ 我是爱你的,没有让你感受到是我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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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集团:海图会上尽展京版风采

“大家小书”系列、《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酷MA萌的秘密》、《奇遇远方——VR旅行的新时代》……本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北京出版集团精选了700余种精品出版物,集中展示了京味特色图书,凸显了京版集团做优做强出版主业的丰硕成果。

“大家小书”值得细细品读

“每次来海图会,我都要来北京展馆,看看‘大家小书’又出了什么新书。”海图会一开幕,家住厦门市思明区的陈先生就来到北京馆找他喜欢的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作为通俗学术读物,“大家小书”值得好好读读。“这套书都是一些学者的通俗作品,每本书都不厚,绝大部分在300页以内,价格也比较合理。”陈先生指着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说,顾老是他最推崇的历史学家,这本书可以说荟萃他古史研究的精华部分,且文笔非常好,读来如沐春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2002年北京出版集团“大家小书”首辑出版以来,经过1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大家小书”目前已成为国学普及类图书中体量最大的品种。此次海图会,北京出版集团特别带来了最新精装典藏版,这个版本收录了“大家小书”最经典的100本佳作,并根据书的学科和读者的不同喜好将此百种佳作分七大类呈现。另外,《中国画的艺术》《从紫禁城到故宫》《曹雪芹的故事》《近体小说论要》等该系列的最新作品也悉数亮相。

北京历史文化受关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战略要求,北京出版集团围绕“一城三带”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出版了一系列的图书。

在此次海图会上,这类选题中比较抢眼的有介绍北京城历史文化的《北京中轴线》《百年天安门》等;在运河文化带方面有《梨花渡》《水利志》2个项目;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方面有5个项目,如“首都文史精粹”等;长城文化带方面有《长城志》《夜色长城》和《家住长城边》3个项目。

少儿图书依然是读者的最爱

北京出版集团的《神奇科学》为国内首部跨媒体可视图书,销售逾12万册,入选过2015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和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在北京馆,该书吸引了许多儿童读者的目光。

与此同时,北京出版集团这次重点展示了曹文芳最新原创力作“水乡童年”系列。这套图书展现了曹文轩、曹文芳兄妹的水乡情怀,以江南水乡为背景,选取小女孩的叙述视角,用水粉画般明丽的笔触,展现了一个个旺盛的小生命。“孩子喜欢看,这套书都买齐了。”小学生叶子怡的妈妈告诉记者。

“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的困境

来源:星星诗刊

“1981年7月,台湾大地出版社推出席慕蓉诗集《七里香》,出版一个月即再版,并以平均每两个月一版的速度突破现代诗的销售纪录;半年后两本散文集《成长的痕迹》、《画出心中的彩虹》也在一个月内再版;1983年2月大地推出诗集《无怨的青春》再一次造成轰动;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有一首歌》半年就印到第六版。[1] 后来进一步的数据表明,《无怨的青春》从1980年至1986年为止共销了36版,《七里香》从1981年7月至1990年12月共销了46版,《时光九篇》从1987年元月至1990年为止也销了27版。[2]

围绕“席慕蓉现象”,当时台湾诗坛出现过热情的赞扬和激烈的否定。随着时长的推移,完全否定之声不见闻,对席慕蓉诗歌的研究拓展了很多领域,席诗亦“名正言顺”地纳入了各种诗歌选本。但是,在这种“名正言顺”背后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席慕蓉现象”一直是梗在台湾诗坛的一个“心结”,总会不时被拿出来反复讨论。三十多年来,席慕蓉诗歌以一种不被认可的方式被认可,以一种无法经典的方式被经典。虽有批评者不断为席诗正名,台湾诗坛依然表现出对席诗既承认又难于承认的纠结心理,对席诗的价值认定也基本跳不出八十年代“结论”,席慕蓉诗歌批评陷在一种走不出来的困境中。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多年来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所发生的重要批评文本,厘清了这一批评困境发生的脉络,进而分析指出这一困境实质源于批评者自身的立场偏好以及由此而来的论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对新诗合法性的焦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反思了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评概念,确认“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为新诗批评者提供了一个重新反思自身批评立场和诸多新诗诗学观念的机会。

一、批评困境之发生:“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的回顾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席慕蓉并非随着“席慕蓉现象”才登上诗坛。席慕蓉早年读书时期即开始写诗,也一直有诗歌作品发表。大地出版的《七里香》(1981)并非席慕蓉第一本诗集,而是《画诗》(台北:皇冠出版社,1979.6)。而且,在“席慕蓉现象”发生之前,就已经有对席慕蓉诗歌的评论。将“席慕蓉现象”发生之前的评论一并考察,可以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的大致脉络看得更清楚。席慕蓉诗歌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批评的平淡期,发生在“席慕蓉现象”之前,以七等生、张默为代表,诗坛和市场的反应都比较平淡。在皇冠推出席慕蓉《画诗》后,七等生在《联合报》发表《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1979)评论该诗集。七等生是以一种基于美、善、真的古典艺术立场来评论席慕蓉诗歌,认为艺术品“可以省思现实人生的遗憾”,艺术之美可以“补偿,安慰悸动的心灵”,“‘美’是外形,内涵道德意识的‘善’,瞧见朴实虚怀的‘真’”,艺术是“求取天地人事的和谐和平衡,获得自由和意志的抒发”,[3] 以此来分析席慕蓉诗歌中蕴含的生命感知和意识,同时也稍微讨论到席慕蓉画与诗之间的联系,以及席慕蓉蒙古族裔身份的影响。七等生的评论是一种感悟式、印象式的评论。此外,在《七里香》出版之前,还有批评家张默主编了台湾现代女诗人诗选《剪成碧玉叶层层》(1981),选入席慕蓉五首诗,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一棵开花的树》,集中女诗人的配画均为席慕蓉创作。张默对席诗有一段简单的评语:“语言平白,意象单一,节奏流畅,她那十分精致的小诗,再配置一些梦幻型的素描,席慕蓉的作品,给于读者的感受是多面的,而为她独自描摹的经验世界,也是尽在不言中。”[4] 虽然《画诗》和《剪成碧玉叶层层》的影响完全无法与轰动华人世界的“席慕蓉现象”相提并论,但可以知道,在“席慕蓉现象”之前,席慕蓉已出诗集,也已为诗坛注意,并且对她的诗歌有比较清晰的评价。事实上,对席慕蓉诗歌价值的基本认定,三十年中大致相同。

第二阶段是观点尖锐对立的论争期,发生在“席慕蓉现象”热议之时,以曾昭旭、萧萧、渡也等为代表。随着《七里香》《无怨的青春》的出版,席慕蓉诗文轰动台湾,各种议论亦随之而起。到1983年,诗坛开始正面回应“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曾昭旭《光影寂灭处的永恒》(1983)一文有为“席慕蓉现象”辩解之意。针对席诗不外是寄托少年梦幻、多愁善感的说法,曾文指出,文学艺术“本来不是事实的叙事而是意境的营造”,而意境是无限,无限又不可言传,因此诗人只能取“有限的事相……以暗示烘托象征,指引出诗人心中那永恒的意境”,人们对席诗的误读是因“将意境的营造看作是实事的摹写,遂不免于错看误解了”;文章正面肯定并辨析了席诗在“藉形相上的一点茫然,铸成境界上的千年好梦”方面的价值。[5] 另一位评论者萧萧《青春无怨,新诗无怨》(1983)一文不仅进一步为席诗正名,而且大大提升了席诗的意义和价值。萧文将席诗“置放于三十多年来在台湾的现代诗史之流里衡量”,认为“她的出现与成功,都不应该是偶然的”,“甚至于可以说,她是现代诗里最容易被发现的‘堂奥’,一般诗人却忽略了。或许真是诗家的不幸、诗坛的不幸”。[6] 萧文进一步指明,席诗的奥秘即在于现代诗所缺乏的“抒情”、“押韵”、“本事”。

在曾、萧等人的文章之后,渡也在《台湾时报副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有糖衣的毒药》(1984)批评席慕蓉诗歌。曾、萧二人并没有区分“席慕蓉现象”与“席慕蓉诗歌”,与之相反,渡也则明确区分了“席慕蓉现象”与“席慕蓉诗歌”的界限,分析了造成席慕蓉诗歌“异常轰动”的几方面原因。文章肯定了席慕蓉诗歌在意象、押韵、语言方面的优点,但强调席诗“素质不高”,是“艺术的赝造品”,“对大众有普遍的恶影响,尤其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发育”, [7] 并且一一列举批判了席诗主题贫乏、矫情造作、思想肤浅、浅露松散、无社会性、气格卑弱、数十年如一日等七大毛病。渡也文章一出,在《时报副刊》还引发了一场争论,呼应其观点的还有羊牧、廖莫白等人。据渡也说,“有十几位诗人来函,其中支持我的喝彩远超过反对的声音。”[8] 伴随着这场论争,原本只是私下的议论、立场和观点浮上了台面。

第三阶段呈现为批评的纠结期,发生在“席慕蓉现象”论争之后迄今,参与批评者和批评文章都大大加增。表面看,不再有论争期反对方那种带有个人意气的批评方式,总体呈现出平和、讲究学理性等批评特点。但是,这一阶段的批评依然表现出“分裂”的症状:一方面,席慕蓉诗歌在音韵、意象、语言等方面的优点,从第一时期到论争时期,评论者几无分歧,对席慕蓉诗歌的批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主要表现为对其诗歌音韵、意象、题材、诗画等研究的不断细化和深化。同时,因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亦涉及对其蒙古族裔身份、性别等的研究;另一方面,围绕着“席慕蓉现象”,论争时期所呈现的巨大分裂并未缝合,很多批评者总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不断重评“席慕蓉现象”,继续着这场已经结束却从未结束的论争,但诠释却从未达成一致。

这一阶段席慕蓉研究中几篇重要文章都涉及如何认识“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孟樊《台湾大众诗学——席慕蓉诗集畅销现象》(1991)是在“席慕蓉现象”激烈论争之后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孟文通过引入大众文化工业和“大众诗”概念,透过考察台湾大众文化的成形及特点、出版商的运作、大众传播手段等对席慕蓉诗歌畅销的作用,认为“大众诗”的流行依赖于“‘娱乐’的效果”和“纯商业的经营手法”。[9] 席慕蓉诗集的畅销便依赖于这两个方面,“席诗中展现出来的那种柔情似水的爱,由于在现代社会中难觅,很能引起人间男女的向往,读者读诗之余,心理得到替代性的补偿外,尚可获得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净化’的发泄,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这‘无害的快感’可说是另一种娱乐”,“席诗的插画、用纸等包装设计,突破了以往的传统,令人耳目一新,并经广告的宣传、畅销书排行榜的助威,终于连连缔造诗集畅销的空前纪录。”[10] 杨宗翰《诗艺之外——诗人席慕蓉与“席慕蓉现象”》(2001)一文有为席慕蓉辩解之意,不是直接处理席慕蓉现象和诗歌,而是另辟蹊径,通过考察台湾现代诗史/文学史(家)如何再现诗人席慕蓉及其诗作,富于洞察力地指出了文学史撰述中存在的偏见和盲视。文章指出,席慕蓉是以畅销诗人、女性诗人、蒙古族诗人、非诗社成员的(非)诗人等四种身份进入到不同的台湾现代诗史/文学史叙述中,在这些文学史叙述中,既存在对席慕蓉诗集畅销所形成的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也存在相互对立的文学史叙述,以及文学史论述中的“诗社”迷信。陈政彦《“席慕蓉现象论争”析论》(2006)一文则通过细致梳理论争过程,以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辨析了笼罩在“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立场中的权力博弈问题,围绕席慕蓉诗歌产生的古典/现代诗学立场的冲突,其实质是文化场域的权力博弈。针对席诗“媚俗”的否定性看法,其背后亦存在权力和利益博弈,因为“文学是以作为社会中的文化象征的方式来与经济场、权力场互动,因此在文学表现上必须表现出对利益的排斥,越是如此,其作为象征的代表性才越强”,“越愿意牺牲经济利益,越赔钱的作家所获得的名声报酬也越高。” [11]

在这一阶段,大陆批评家对“席慕蓉现象”也有一些思考,比较引起台湾诗坛关注的是沈奇《重新解读“席慕蓉诗歌现象”》(2002)一文。沈文从诗歌类型和文学史撰述来讨论席慕蓉诗歌之热和批评之冷。沈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诗人诗歌:一类诗人是“拓荒者,是诗人中的诗人,为诗人的写作”,坚持前卫性、实验性,关注提高新诗的艺术质量,探究其新的生长点与可能性;一类诗人是“耕种者,是普通人中的诗人,为诗爱者的写作”,主要是“吸收已然为创作与欣赏均普遍认同的诗歌质素,落实于整合性、常态性的写作,使新诗的总体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以稳固并丰富其已有的成就”,而席慕蓉显然属于后者。沈文强调,这两类写作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即所谓提高与普及的双重必要,但是,由于文学史撰述往往集中于实验性诗歌写作而非常态性诗歌写作,“遭遇批评的冷淡是整个常态诗歌写作层面,而非席慕蓉诗歌之特别际遇。”[12]

除了这些专门讨论“席慕蓉现象”的文章,在论文中顺便评论就更多了。例如,李癸云《窗内,花香袭人——论席慕蓉诗中花的意象使用》一文从原型角度考察席慕蓉诗歌,为席诗辩护说:“以原型的普遍性来看,席诗的语言简单浅白,那是因为她已经捕捉了人心的相同情感板块,又何必曲折隐晦呢?”[13]同时也呼应杨宗翰、沈奇等的观点:“席慕蓉的畅销,是否真的提醒现代诗的发展该往常态写作前进?席慕蓉只是碰巧的位于这个敏感时代的畅销位置?笔者认为现在来断定现代诗该如何发展,或者常态写作与前卫创新的主流/边缘位置,甚而是优劣与否的价值,都也匆促。诗人们还在辛勤创作中,各种风格都值得鼓励与观察,边缘里必定有很多读者未察觉的‘珍宝’,市场与时代并不能用来作为现代诗风格的指标。”[14]

这一时期围绕“席慕蓉现象”的研究,最大的成绩是去除了一些笼罩在“席慕蓉诗歌”中似是而非的“成见”和“定论”,特别是揭示了以诗社流派、以先锋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撰述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也呈现了论争背后存在的权力博弈。但是,究竟如何看待“席慕蓉现象”,虽然两岸都有诗评家加入,批评者立场的分裂并没有弥合。同时,围绕“席慕蓉现象”却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一方面,不再有论争期那样高度肯定或激烈否定的截然对立的声音;另一方面,正反两种立场依然存在,只是表现为一种“否定无力”、“肯定无力”的纠结、胶着的困境状态,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席慕蓉现象”不断被重评,却又始终没有结论,“席慕蓉现象”笼罩着席慕蓉诗歌,使得对席慕蓉诗歌的研究始终在透明的天花板下,虽有拓展,但无突破。

二、批评困境之根源:立场冲突、论证问题与新诗的合法性焦虑

为何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会产生如此奇特的批评格局?从批评者方面及批评文本来看,至少可以看到几方面因素的相互纠结和缠绕:其一,由于席慕蓉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保守”特质,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新诗内部保守立场的证明,成为引发论争的导火索。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新诗批评者不同诗学立场的表达。其二,由于立场冲突一直或显或隐地置身于整个席慕蓉诗歌批评过程中,导致批评论证常常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里。同时在这种冲突和矛盾的缠绕中,由于不同立场批评者在某些问题上其实共享着同一个诗学前提或“成见”,导致在立论和反驳时看似有力,实则无效。加之席慕蓉诗歌批评者又被缠绕了一些重大诗学概念和问题,如古典/现代、畅销/媚俗、大众/精英、常态诗歌/先锋诗歌、女性主义等,使得围绕着“席慕蓉现象”的云雾一边在离散,一边又在堆积,扑朔迷离,难见庐山真面目。其三,“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困境的实质是新诗关于自身合法性焦虑的表现和“症状”。

席慕蓉诗歌批评的第一时期并没有发生论争,但是,因其诗歌而可能导致的诗学立场冲突和矛盾已经隐现,这在七等生的评论中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作为诗评家的张默仅仅指出了席慕蓉诗歌的基本特点,并未过多延伸。与之相反,七等生基于真、善、美的古典美学立场评价肯定了席慕蓉的诗与画,并进而对现代激进思想意识提出了批评,“女作家常有她们现实的尖锐情感,流于褊狭和责怨”,[15] “现在激进分子的意识就是常常将事理本末倒置,不先健全个体,反要先强大群体结合的幻象,受情绪的左右而混淆了概念和实体所代表的时空位置”。[16] 不过,七等生的批评并非专指诗歌,而是一种泛艺术批评,并没有在诗坛引起反批评,何况“席慕蓉现象”尚未发生。这一阶段的批评虽少,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七等生的批评已经初步涉及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纠缠不清的古典/现代的美学和诗学观念和立场的冲突。

席慕蓉诗歌第二阶段批评所发生的论争,表面看是针对如何评价“席慕蓉现象”和诗歌,其背后却是新诗内在焦虑的爆发和诗学立场冲突的集中呈现。“新文学革命”一个世纪以来,从文体角度看,小说是最大的赢家,虽有《红楼梦》这样似乎不可企及的古典小说典范,但现代小说的成就、地位都已经无可置疑。然而,新诗却没有小说这样的好运气,笼罩在古典诗歌辉煌灿烂的成就下,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面对读者还是面对市场,新诗远没有小说那种理所当然的底气。新诗的内在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认同焦虑、价值焦虑,在历次诗学论争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诗学史上不断出现的“纯诗理想”、“大众化道路”等貌似相悖的中/西、雅/俗、保守/先锋等诗学理念,都笼罩在这种焦虑下,而新诗诗内部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承受着这种焦虑。

这种内在焦虑在围绕“席慕蓉现象”论争的双方中都表现了出来。曾昭旭、萧萧代表着新诗内部比较保守的诗学立场,而渡也等则代表新诗内部比较激进的诗学立场,在其批评背后,表现出这种内在焦虑的一致性,只不过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已。曾昭旭的批评只是呈现了保守诗学立场对席诗的解读,而萧萧的评论已经溢出了席慕蓉诗歌,就诗(席诗)论诗(现代新诗),作了更大的引申和发挥。萧萧行文温和,但却不乏锋芒,借“席”发挥,直指“新诗”,指席诗之情、韵、事为“新诗之堂奥”。可以大胆设想一下,若无“席慕蓉现象”,席诗是否可以被视为“新诗之堂奥”的代表,“新诗之堂奥”是否“情、韵、事”,显然是大可质疑的。比较一下前一时期的批评更可以看到,如果就批评风格而言,七等生对现代艺术的批评是尖锐的,而曾、萧二人是比较温和的,但前者并没有在诗坛引起任何反批评,反而是后者引发了轩然大波。大致可以推论如下:首先,七等生的批评是一种比较广泛而没有针对性的艺术批评;其次,对于一个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写写诗的蒙古族女画家,诗坛确实没有任何理由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果没有“席慕蓉现象”,对席慕蓉诗歌的赞赏也好,对现代艺术(诗歌)的批评也好,再猛烈大概都不会引起诗坛的注意,因为类似的批评太多了,不需要一一回应。评价然而,萧萧等人的评价带来的效果则完全不同,直接引爆了新诗的内在焦虑。萧萧等对席慕蓉诗歌的高度评价透露出新诗内部巨大的焦虑:新诗太渴望得到认可了!作为新诗界极其少有的新诗畅销现象,“席慕蓉现象”对新诗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席诗“保守”的质素,也恰恰“印证”了新诗内部“保守”的诗学立场。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渡也这样持先锋立场的诗人兼批评家的激烈态度了。如果基于保守诗学立场对席诗的解读被接受,而席诗可以成为“新诗之堂奥”的代表的话,那么,席诗的畅销虽然缓解了保守立场者的焦虑,却大大加重了先锋立场者的焦虑,无怪乎渡也会发出“有糖衣的毒药”那样激烈的批评言词,并且坚持自己的批评动机纯正,是“站在首先、客观、公正、善意的立场,为日渐萎靡的诗坛尽一份心力”。[17] 引发渡也如此激烈批评的,是席诗所呈现的以及肯定席诗的“保守”的诗学立场和诗歌趣味,如果确定这是新诗的方向,这会直接动摇先锋立场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里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陈政彦所说的文化场域和权力博弈问题。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渡也等人反对的是席慕蓉诗歌,不如说反对的是保守的诗歌诗学立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曾昭旭将席诗的价值归于意境营造的成功时,渡也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的反对态度:“诗如果仅是、全是‘意境的营造’,那么这种艺术、这种诗实在令人担忧”,“席诗假若仅是‘意境的营造’,则虚无缥缈,一点价值都没有”。[18] 渡也对席诗的问题列了七条,但最核心的是批评席诗“忽视文学的功用”:

她的诗作就如同流行歌曲〈就在今夜〉、〈冬天里的一把火〉,盛行一时,却不能登大雅之堂……最严重的毛病便是她完全忽视文学的功用,文学必须具有社会及时代使命,诗圣杜甫之所以伟大即在于其时时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民,具有极高极大的理念,其诗作够得上称为真正的艺术,席诗则不然。[19]

渡也是一个强烈关怀现实的诗人,他以社会性来衡量席诗,多少显得有点强人所难,而他对席慕蓉诗歌风格的批评,一方面表现出诗人自己的诗歌偏好,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地呈现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观念的长远影响。这些其实都已经离开了席慕蓉诗歌本身。正如后来的批评者所言,早期的席诗虽然主题单一集中,但其中亦存在相当细微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对于诗坛来说,席慕蓉诗集的畅销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事件。长期以来,文学史/诗歌史一直在时长、进步的现代性框架里来处理新诗,实验性、先锋性诗歌及思潮成为诗歌史的关注焦点,也成为新诗之正宗,新诗与市场划清界限已然成为新诗不言自明的标签之一。因此,席诗畅销不仅没能缓解新诗的焦虑,反而加重了新诗对于自身合法性的焦虑,使得诗坛在评论席诗时进入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席诗的畅销证明了新诗的价值和影响力,渡也等亦承认席诗对于大众了解新诗、新诗的推广“功不可没”;[20] 另一方面,如果承认席诗代表真正的新诗,将陷众多先锋诗歌和文学史/诗歌史于“不义”。

因此,第三时期批评的左右为难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诗学立场的冲突还在,焦虑也还在,但不再有论争期那种高度肯定和激烈否定,反而是肯定无力和否定无力的状态,对席慕蓉诗歌的评价也无法超出前期的定位。事实上,无论是对席诗持肯定态度或否定态度的诗评者,虽然有立场的差异和诗学观念上的差异,但由于共享着很多现代性诗学前提,所以双方都表现出对席诗既承认又无法完全肯定的态度。

孟樊文章以“大众诗”命名席慕蓉诗歌,以区别略有贬义的“通俗诗”等命名,并主要以销量作为评判标准。孟文对于读者、销量等的界定,很明显承袭了新文学以来的大众/精英的对立思路。孟樊对大众诗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被大众所喜欢或接受的诗。”[21] 一方面,大众诗与通俗诗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大众诗不含贬义,但与“通俗”有联系;另一方面,针对新诗主流的小众化来定义大众诗。新诗的主流长期以来是“小众”,而非“大众”,亦导致其销量少;而大众诗面对的是大众,而非小众,往往销量高。此外,大众诗与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在1980年代以后的逐渐形成紧密相关。衡量是否大众诗,孟樊主要强调畅销,但却针对不同诗人采取了“畅销有别”的态度。以高版次进入书籍畅销榜的诗人有郑愁予、余光中、席慕蓉等,但孟樊强调,郑、余二人的畅销是长时长才卖到十几二十版,而席慕蓉诗集是在短期内达致高版次,短期内流行的,据此将郑、余二人的诗歌排除在“大众诗”之外。同样,诗人夏宇自资出版《备忘录》(1985),初版和再版都较快卖光,也被排除在大众诗之外。与此同时,孟文对大众诗特点的强调,诸如语言浅白、音韵自然、情节定型化、结局悲剧化、反模拟写实,营造空幻的爱情世界等,基本上是以席慕蓉诗歌为标准进行制作的。这样一来,这个为席慕蓉量身定制出来的“大众诗”概念,自然也就容不下其他诗人和诗歌,席慕蓉不能不成为“大众诗”孤独的代表,立在大众文化的畅销榜上。此外,大众诗崛起的环境,孟文基于西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社会富足、消费者等因素,如果说以此来印证八十年代台湾大众文化的形成差强人意的话,但席诗在八十年代的大陆亦引起了轰动,则是很难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来加以阐释的。总的来看,孟樊文章造成的最大困惑在于,“大众诗”事实上成了为“席慕蓉诗歌”量身定制的一个概念和标签。

孟文对席诗暗含贬抑,而在为席诗正名和辩护的批评者文中,同样表现为无法给予席诗更高的评介。沈奇文章虽从正面为席慕蓉一类的“常态诗歌写作”辩护,但依旧笼罩在大众/精英的阴影下走不出来,多少显得有些无奈。杨宗翰、陈政彦二人为席慕蓉强有力辩护的文章中,主要是指出了文学史对席慕蓉的“偏见”,并没有提出“正见”,使得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评价依旧模糊。此外,辩护者在辩护中对席诗也有所保留。比如,针对席诗的“女性立场”,杨宗翰就认为“这是席诗最应检讨的地方”,[22] 估计这也是席诗让很多新诗批评者难于认同的地方。甚至在辩护之中,也往往落到相似逻辑的“陷阱”里。杨宗翰批评以“诗界琼瑶”来安置席慕蓉不当,其论证却依然落进了与否定者一样的思维逻辑里:

两人作品虽然同样造就了惊人的市场销售,却不宜在这点上将两位作者归为同类。原因很简单:琼瑶‘除了参与过《皇冠》的编务以及自组电影公司,可说不曾真正在社会上有过正式职业。她是纯纯粹粹的专业作家’(林芳玫,1994:26),而席慕蓉却正好相反。她长期在新竹师范学院任教,教书是她的本业,绘画是她一生执着的追求;至于写诗,既非她的专业,更不是她的工作。显然,作为一个专业/职业作家,琼瑶必须肩负的市场压力是相当巨大的。[23]

没有仔细辨析琼瑶与席慕蓉畅销的不同原因,而是通过其身份和预定的写作动机来解释二者的区别。很显然,在这样的逻辑里,如果席慕蓉的畅销与琼瑶的畅销本质不同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孟樊把席慕蓉的畅销与余光中、郑愁予、夏宇的畅销分而述之是对的。既然双方都有一种“畅销有罪”的心理前设,又如何能为席慕蓉的畅销“洗罪”?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承认了严肃作家=非市场化/非畅销作家这样的逻辑前设,也让席慕蓉的畅销显得相当尴尬,不能不一次次成为“原罪”的铁证,根本无法把席慕蓉从畅销的“原罪”里拯救出来。

总之,席慕蓉诗歌批评困境的发生并非偶然,从最初的评论就附着了艺术立场特别是诗学立场的矛盾和冲突。围绕“席慕蓉现象”所发生的批评困境,不过是将新诗诞生以来的焦虑、矛盾和冲突放大了,因“席慕蓉现象”而不能正常地评价“席慕蓉诗歌”,这在肯定方和否定方都有类似的表现。试想,如果一个当代诗人及其诗歌身上纠缠了古典/现代、媚俗(畅销)/严肃、大众/精英、女性主义等等重大的当代诗学概念和问题,而这种种问题和概念本身又是问题成堆的,要想洗清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席慕蓉现象”何以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也无怪乎“席慕蓉现象”总是不断成为话题,却又总是没有结论。

三、批评困境之超越:从反思批评立场和诗学观念开始

“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所显示出来的困境和“症候”表明,要走出批评困境,首先需要解决批评者自身的问题,突破“成规”和“成见”,也释放新诗的焦虑。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到,“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很像一个“陷阱”,批评者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去,因此特别需要批评者保持警醒,自觉意识并修正自身立场的偏颇,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采取一种开放性视角。只有突破批评自设的樊篱和捆绑,才有可能为席慕蓉研究提供新的机会和可能性。当批评者愿意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席慕蓉现象”时,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现象为重新认识诗歌和反思诗学命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极少有诗人诗歌像席慕蓉诗歌这样附着了如此多的诗学命题,这将为重新认识新诗传统开启不一样的空间。

但是,重新认识并不意味着从头开始,走出批评困境,也并非否定此前的批评。恰恰相反,三十年来,对席慕蓉的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毫无疑问是大大丰富了“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内涵,而且提供了许多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批评者可以重新出发的基础和可能性。批评者需要对围绕“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种种概念(古典/现代、媚俗(畅销)/严肃、大众/精英、女性主义等)和自我的批评立场等进行深入反思,避免先入为主。对于过往的研究成果,需要更细致地梳理和辨析。“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困境的产生在于缠绕了众多“似是而非”的批评话语,但这些批评话语从另外的角度看却又可呈现为“似非而是”的面貌。批评者的每一次批评,消解了一些东西,同时也刻下了另一些东西,这就需要批评者做“剥离”与“还原”的手术,将“席慕蓉现象”还原为“现象”,剥离缠绕“席慕蓉现象”种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话语,同时也保留其中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以探索新的可能性。

批评者都意识到席诗与新诗主流之间的差异性,但问题在于,是以削足适履的主流批评概念去考察席诗,还是找出席诗自己的独特性?比如,对席诗“保守”的认定,其背后是现代性以来,新文学革命基于“死的文学”、“活的文学”的逻辑所建构的古典/现代诗学立场的反映。近些年,学界对于“现代性”概念已有相当深入的反思,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也不断有学者提出,当代诗歌不仅要重视边缘诗歌、非主流诗歌,甚至也不能对当代旧体诗词视而不见。但落实在文学史/诗歌史的撰述中,这种反思的成果并不明显。事实上,古典和现代不能仅仅在线性时长上进行理解,现代(艺术)相对古典(艺术)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席慕蓉诗歌对于时长的复杂性有相当深的思考)。很明显,诗歌的革新完全可以有多种可能性,既可有布鲁姆式的反抗传统,亦可有艾略特所说的汲取传统,这在历代诗歌革新中都不乏先例。那么,对席慕蓉诗歌“传统”、“保守”的认定,是否正反方批评者都共享着现代性诗学的“成见”?对席慕蓉诗歌,除了“保守”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认识角度?

再如,席慕蓉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这是席诗让很多新诗批评者无法认可其价值的一个方面。但对于批评者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对于席诗思想意识的解读,女性主义/非女性主义的解读模式是不是最恰当的角度?有没有其他的解读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对女性诗歌进行女性主义/非女性主义的解读,不仅可能导致误读像席慕蓉这样的“非女性主义”诗人,即使是女性诗歌代表诗人的其他创作也处于被遮蔽的情况下。例如,评论者在推崇舒婷《致橡树》的同时,往往会漏掉同一时期的很不女性主义的作品。女性诗歌代表诗人翟永明就表示过对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了《女人》之外我的其余大部分作品都失去了意义”的不满,[24] 并对“女性诗歌”提出过直率的批评。[25] 关于诗歌的“女性意识”,翟永明曾提出过不同的见解:“我认为女诗人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是从我们体内引入我们的诗句中,无论这声音是温柔的,或是尖利的,是沉重的,或是疯狂的,它都出自女性之喉,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感受世间的各种事物,并藉词语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作品中的‘女性意识’。”[26] 对于批评者来说,需要认识到“反抗意识”、“性别意识”并非当代女性诗歌的唯一维度,更非女性生命和女性意识的全部,诗歌的“女性意识”是可以容纳丰富的、多向度的、完整的生命感受的。如果说对于诗坛某类女性诗歌创作可以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解读的话,那么,面对根本就不着力于表现反抗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席慕蓉诗歌,这样的角度是否最合适?总之,对于附着于席慕蓉诗歌中的各种冲突的诗学立场,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和辨析。这种反思和辨析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新诗的很多迷思,让我们更多地来面对诗歌本身,因为诗歌可以不活在文学史中而照样活在其他地方。而且,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反思,类似的“席慕蓉现象”还有可能来困扰新诗和新诗批评,正如席慕蓉所说,“如果不是我,也会是别人。”[27]

同样,面对“席慕蓉现象”,也不能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定义,需要弄清楚“席慕蓉现象”中的诗歌因素和非诗因素。否则,完全可能只是在新诗自以为是的思维逻辑里运行,却忽略了来自诗歌内部的“呐喊”和“吁求”。对新诗来说,内心其实是多么渴望能被大众接受,再现古典诗歌的辉煌,为新诗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名。各方批评者都需要跳出以现象来肯定或否定席诗的倾向,要认识到“席慕蓉现象”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诗歌现象,而是多因素作用下的文化现象,同时还涉及跨界艺术的问题。很遗憾,三十多年中,太多从立场和观点出发的批评,缺少更细致的辨析。应当提到渡也的批评。虽是站在否定席慕蓉诗歌倾向的立场,同时也是相当简略的勾勒,渡也却是第一个对“席慕蓉现象”作出较为全面解释的诗评家,而且,三十年来,似乎还没有人超出其最初的框架来进行讨论:

席慕蓉的诗之所以异常轰动,广受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喜爱,细究之,至少有下列几个因素:(一)席慕蓉情诗产量繁多,而情诗是新诗里最易了解、最易有感受者。(二)传播工具的大力推介、吹嘘,尤其大报竞相刊载她的作品。(三)语言平浅,内容并不艰深难懂。(四)诗句流畅,十分顺口。(五)有一段曲折的爱的故事,颇能引起青少年的同情与共鸣。(六)诗有古典秀丽、纤细清晰的针笔画配图。[28]

渡也对于“席慕蓉现象”的认识,至少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因素:传播工具、受众、诗画艺术以及诗歌本身的因素。遗憾的是,虽然席慕蓉整体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这四方面,但对“席慕蓉现象”的批评,却没有同时考虑这多重因素进行研究,对立双方都因为太急于反对或赞成,要么只涉及某一方面的因素,要么因着在“现象”与“诗歌”之间划等号而直接予以肯定或否定。

席慕蓉诗集不仅在八十年代的台湾,同时也在经济、文化、制度多有差异的大陆地区引发了流行,而且其影响力至今仍存。对新诗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研究案例,可以追问的问题很多。就席慕蓉诗集出版而言,何以第一本诗集《画诗》(1979)没有引起轰动效应?大地在推出《七里香》有些什么样的动作?传媒是如何介入的?“席慕蓉现象”中传媒、文化出版的多种互动,是相当有意思且值得仔细考察和深入探究的课题。遗憾的是,三十年来,除孟樊文章外,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匮乏。孟樊文章敏感到文化出版在“席慕蓉现象”中的作用,也提供了很多文化出版方面相当有价值的信息,但由于其已经先入为主地设置了“席慕蓉诗歌=大众诗”的前提,其结果也就无法让我们真正弄清楚文化出版在“席慕蓉现象”中的真实作用。事实上,只有把大众传媒、文化出版与“席慕蓉现象”之间的关系作更深入仔细的客观考察,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什么因素在推波助澜,什么因素又在抵消化解。如果沿这个现象推究下去,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所谓的“大众文化工业”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铁板一块,也远没有想象中那种点铁成金、呼风唤雨、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大众”如果不是子虚乌有、不可捉摸,至少也是如“民族”这个概念一样,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诗歌断然拒绝“大众”、“畅销”,对他者采取了一种本质的、排斥的立场和态度,除了表达内心的焦虑外,对新诗的发展和传播并无好处。只有让席慕蓉的归席慕蓉,让别人的归别人,才能对“席慕蓉现象”作出更客观、有价值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大众传媒和文化出版在文学、诗歌传播中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妖魔化”。当然,这样的研究对研究者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扎实的田野功夫,而不能仅仅依赖于文献或使用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概念而已。

“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对诗坛和批评者是一个挑战。“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的批评困境并非独此一家,不过是新诗困境、诗学困境的投射,而这种困境在很多新诗批评中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存在着,相当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一百年的新诗革命,已经形成了一种新诗批评的先锋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中,很难给予席诗更高的评价,但又不得不承受“席慕蓉现象”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以及“新诗合法性焦虑”。新诗批评者需要以积极、开放而非消极、封闭的态度来应对这种挑战,不仅仅是针对“席慕蓉现象”及其诗歌批评进行反思,更是可以借此反省批评者自身的限度,反思新诗传统中诸多概念、术语的内涵和合理性,为新诗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27]夏祖丽:《一条河流的梦:席慕蓉访问记》,《新书月刊》1984年5月第8期,第12页,第13页。

[2][9][10][21]孟樊:《台湾大众诗学——席慕蓉诗集畅销现象》(上),《当代青年》1992年1月第1卷6期,第49页,第51页,第51页,第48页。

[3][15]七等生:《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上)》,《联合报》1979年12日18日,第8版。

[4]张默编:《剪成碧玉叶层层》,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6月初版,1988年4月印,第183页。

[5]曾昭旭:《光影寂灭处的永恒——席慕蓉在说些什么》,原载台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版《无怨的青春》,见《无怨的青春》,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1、103、102页。

[6]萧萧《青春无怨,新诗无怨》,《文藝月刊》1983年7月第169期,第105页。

[7] [18][19][20] [28]渡也:《有糖衣的毒药——评席慕蓉的诗》,《新诗补给站》,台北:三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4-26页,第32页,第25页,第38页,第25页。

[8]渡也:《我与席慕蓉》,原载《时报副刊》1985年1月23日,收入渡也《新诗补给站》,台北:三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1页。

[11]陈政彦:《“席慕蓉现象论争”析论》,《台湾诗学学刊》2006年5月第7期,第148页。

[12]沈奇:《重新解读“席慕蓉诗歌现象”》,《文讯》2002年7月第201期,第10-11页。

[13][14]李癸雲:《窗內,花香襲人-論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使用》,《國文學誌》2005年6月号第10期,第18页,第22页。

[16]七等生:《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画与诗(下)》,《联合报》1979年12月19日,第8版。

[17]渡也:《我与席慕蓉》,原载《时报副刊》1985年1月23日,收入渡也《新诗补给站》,三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2页。

[22][23]杨宗翰:《诗艺之外——诗人席慕蓉与“席慕蓉现象”》,《竹堑文献杂志》2001年11月号第18期,第68页,第73页。

[24]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诗探索》,1995年第1辑,第129页。

[25]翟永明批评粗制滥造的“女性诗歌”:“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不知从何时起,更形成了一股‘黑旋风’……如果说我开了个很不妙的头,那么这种群起而攻之的‘黑’现象仍使我担心和怀疑,它使‘女性诗歌’流于肤浅而且虚假无聊,更为急功近利之人提供了快捷方式。”见翟永明:《“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1989年第6期,第11页。

[26]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回答臧棣、王艾的提问》,原载民间诗歌刊物《标准》创刊号(1996年),后收入《完成之后又怎样》(翟永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

南方出版传媒:打造强势出版粤军

本报讯 42种(套)出版物荣获国家三大奖,1700余种图书获省部级奖项,获得教育部审查通过的国标教材有19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编辑出版了一大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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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方出版传媒坚定不移抓出版导向,落实导向管理层级责任制,贯彻“全员、全流程、全要素”要求,对已有的导向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公司在原有的图书、报刊、新媒体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台导向管理制度,提高针对性、可操作性。

同时,在继续坚持“专业方向、板块规划、产品线操作”的方针上,围绕“效益、精品、市场占有率”三个维度发力,紧贴市场,优化出版结构,扩大有效规模,提高内容质量,提升品牌效应,出版了一批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出版物,实现做大教育出版、做强大众出版“两翼齐飞”。

王桂科说,南方出版传媒通过打造资本运作平台,整合海内外优质出版资源,实施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双轮驱动,力争成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跨媒体内容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赵新乐)

大型丝绸之路研究文献《中国西行文献丛书》出版发行

原标题:大型丝绸之路研究文献《中国西行文献丛书》出版发行

中国甘肃网10月17日讯据兰州晨报报道 (记者 魏娟) 近日,由西北师大张兵教授、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西北民族大学段小强教授担任主编,西北师大冉耀斌副教授担任副主编的大型丝绸之路研究文献《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一辑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第一辑为精装30册,收录了从东晋到民国时期的西行文献130种,包括《敕修陕西通志》、《延长县志》、《甘肃新通志》、《青海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崆峒山志》等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编纂的地方志、记略、图志等,第二、第三辑正在编辑整理中。中国西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传世文献多达数百种,其中西北部分文献就有两百余种,文献藏量大,种类多,对研究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学、宗教、艺术、民俗、文化、经济、地理、交通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教育」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即将落户奉贤

据《奉贤报》报道,10月12日,在副市长翁铁慧,区委书记庄木弟的共同见证下,区长华源代表奉贤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正式签署了《关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奉贤新校区建设有关事宜的备忘录》。这也意味着,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即将落户奉贤。

根据备忘录,版专奉贤校区位于奉贤金汇工业园区北部,项目用地约580亩,其中建设用地约487亩,力争2018年上半年开始腾地。建成后,版专等高校校区的体育、教育、实训等硬件资源在保障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的基础上,将通过学校与区、街镇、企业合作共建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助力奉贤社会经济发展。

「教育」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即将落户奉贤

学校简介

「教育」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即将落户奉贤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1953年,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出版印刷类学校,中国出版印刷专业教育的摇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特色学校。是国家100所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优秀单位;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单位;是上海市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首批试点单位。

60多年来为我国的出版印刷业培养了6万多名高层次技术骨干和行业高级管理人才,学校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为“国家印刷出版人才培养基地”。

(来源:《奉贤报》、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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