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先生: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刘梦溪先生: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2017-11-03 刘梦溪 章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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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先生: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文/刘梦溪

刘梦溪先生: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近年我关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主要是敬、恕、和、同等,有的写有专文,有的经常涉及。但专门论“狂”,却为始料所未及。2009年12月,我的一本小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所收的一篇文章的篇目名书,作《书生留得一分狂》。看样稿时,觉得需要写几句话于卷首。不料一经涉“狂”,便无法自已。写完一看,已经有两万五千字之多了。如此长文放在书的前面,难免有大军压境之感,置于书后,又似尾大不掉。斟酌再三,决定弃之。后来这篇长文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为题,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读书》杂志2010年第三、四、五期。

拙稿试图探讨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传统,从孔子的狂狷思想讲起,一直讲到晚清、五四以至现代,几乎是关于“狂”的思想小史了。也许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的缘故,《读书》发表后反应热烈,认同鼓励的声音不少,也有朋友帮助纠正数处笔误。于是2010年9月,我索性放开手脚,又重新作了一次更为系统的梳理和增补,结果篇幅扩到五万字。2011年2月,辛卯春节期间,最后修改定稿此文。《读书》刊载时,奈于刊物的体例,采用的是随文注释的方法,现一律改为篇末注。原注较简,现凡有引证,均一一注明出处。引用书则视手头所有,不过于讲究版本的善与非善。惟《论语》使用的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世说新语》用的是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杜甫用的是钱牧斋的《钱注杜诗》,或取其详博,或为个人所好。

而且分出了章节,引言之外,共得十二章,即第一、孔子狂狷思想的革新意义;第二、秦汉时期的狂直和佯狂;第三、魏晋士人的诞狂和“理傲”;第四、从“竹林”到“田园”到“禅林”;第五,李白和唐代的诗狂;第六、苏东坡的诗狂和酒狂;第七、李卓吾“豪杰必在于狂狷”说;第八、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和“圣狂”;第九、袁宏道论“狂”为“龙德”;第十、狂者精神在清代的匿迹和销声;第十一、清末民初到五四的顿狂与敛退;第十二、狂之两忌:“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这样一来,似乎真的像一本专书了。

我研究此一问题的学术收获有几方面。

一是肯定孔子的狂狷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意义。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这两个专门语词,就发源于此。本文使用的“狂者”的概念,就是以孔子的原创发明为依据。“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只不过一个表现为积极进取,一个表现为洁身自好和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都有“恒一”的品性。求之“六经”,“狂”之一词无例外都作为负面义涵来使用,惟孔子给予正面解读,这在中国文化的观念的思想史上,显然有重大的观念革新的意义。孔子论狂狷,是和中行、乡愿并提而连类的,因此我称之为孔子释人之性向的“四品取向”,即人的品相可约略分为中行、狂、狷、乡愿四种。至于“四品”的排序究竟如何,看孔子的口气,“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自然中行居四品之首。乡愿为孔子所痛恨,斥之为“德之贼”,必处尾端。可实际上,最近乡愿者,却是中行,和乡愿最捍格不入的是狂狷,而非中行。

收获之二,我意外地发现,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质性》,原来是一篇专论狂狷的绝大文字。这在清中叶,堪称难以想象的思想惊雷。因为清代在经过四十年的武力征伐,百年的文字狱之后,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基础不复存在,狂者精神事实上已匿迹销声。章的文章无异于为我的论点补充了历史场域的证据。他明白揭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既无狷又无狂,有的是弥漫于社会的“伪狂”和“伪狷”,而且还有“伪中行”。章学诚愤而言之曰:

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

章氏的意思,孔子论狂,本来给出的是中行、狂、狷,由于有“乡愿”之说,遂“乱三为四”。现在又有“伪狂”、“伪狷”和“伪中行”,便“乱四而为六”了。于是,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向”,一变而为中行、狂狷、乡愿、伪狂、伪狷、伪中行的“六品取向”。《文史通义》“质性”对“三伪”的批评严厉得可谓无以复加。

那么“中行”何以有“伪”?缘于“乡愿”的特点是“貌似中行而讥狂狷”。“乡愿”既然“貌似中行”,那么反过来可否认为,“中行”也确有和“乡愿”通款输诚的余地?换言之,“中行”的品相,实生活中是否是一极不稳定的“存在”?至少孔子凄凄惶惶地周游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得中行而与”。

第三,我没有想到,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在历史上流变的过程,竟是如此清晰。秦汉是大一统的帝国,统制秩序严密,士人的思想受到诸多限制,狂狷思想的表达多以佯狂和狂直的方式出现。魏晋是狂狷思想大发抒的时代,任达和诞狂为其表征,同时也是理傲的形上高峰。如果说狂直是儒家思想导致的士人之缘于家国情怀的一种性向,诞狂和理傲则是老庄道家思想结出的果实。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热炽,使士人完成了由“竹林”到“田园”,再到“禅林”和“道场”的精神栖息场景的转换。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的诗狂,是魏晋南北朝思潮的继续与升华。宋代理学家的学问精神,与狂者精神道不相契。因此除了苏轼的诗酒之狂和个别艺术家崇尚自然奇构的狂顚,狂狷并没有成为宋代的思想潮流。明代走到了狂者精神的最高端。王阳明、李卓吾、袁宏道几位大思想家,对孔子狂狷思想作了重新阐释,第一次把狂和闻道、和龙德、和入圣联系起来,心学领袖王阳明成为圣狂的代表。

但明之狂和魏晋之狂一样,既为人所颂扬,也为人所诟病。晋亡亡于玄谈,明亡亡于空谈的说法,史学家虽未必认可,流言家却言之凿凿,自认信而有征。不过狂如不加检束,也会变成一柄双刃剑。无狂则人格不能独立,易堕入与现状同流合污的乡愿,士失其精彩;溺于狂者,难免流于肆。所以当狂狷之士风张扬之时,也不无悔狂的案例。章学诚盛赞庄周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进取之狂”,和屈原的“不屑于不洁之狷”,盖由于两者都是狂之正者。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必然是以具备天地之正气为条件的。大隐隐于朝市,正狂心系家国而神接天地。

第四,现代社会背景下,由于科学技术居学科的压倒优势,也由于清代以来权力阶层忌狂讳狂相沿成习,人文知识分子的狂者精神已彻底敛迹。清末民初到五四兴起的那股狂飙,实际上是为时甚暂的顿狂。“良知的傲慢”仅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譬如熊十力身上有所呈现,后来便难以为继。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

第五,现代社会“士”虽然无狂,我们却看到了“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因此本书最后一章写“狂之两忌”。

(拙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该书的后记)

刘梦溪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暨学位委员会主任,艺术文化学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访问学者;亦曾创办《世界汉学》杂志。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论国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马一浮与国学》《现代学人的信仰》《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学术与传统》等。亦曾编纂《现代学术经典》。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章黄国学主编。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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