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出版社“争抢”余秀华

近日,随着一首名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病毒般蔓延”后,余秀华火了。这个湖北钟祥市石排镇横店村的农妇,被学者沈睿誉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我不认识艾米丽·迪金森”,余秀华对此呵呵一笑。她在博客中回应突然走红,称自己的身份顺序应是女人、农民、诗人。“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问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她觉得,任何身份的标签都不能凌驾于诗歌本身之上。她在诗里讲述:“我的残疾是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

据悉,余秀华生于1976年,出生时因倒产缺氧造成先天性脑瘫,这让她走 路不稳、手发抖、说话口吃。她说,这对学习、工作、婚姻都带来了影响。余秀华只会用左手食指敲击键盘写诗,但她却是一个高产诗人,至今已经创作了2000多首诗歌。余秀华意外走红后,遭多家出版社“争抢”,称“亏本也要为她出诗集。”

余秀华为何引发媒体和大众的狂欢?有文学界人士认为,无疑是因为她特殊的身份,她身体上的疾病——脑瘫,她诗歌的草根意味,引来了同情和赞许。

多家出版社“争抢”余秀华

余秀华,生于1976年4月,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人,出生时难产缺氧致先天性脑瘫。初中起尝试诗歌创作,1995年高二辍学后结婚生子,此后守着小卖部开始系统写诗。2005年,她的诗歌开始见诸报刊。2015年初,她因一组刊发于《诗刊》的诗爆红网络,被誉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她说,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时,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

我不认识艾米丽·迪金森。

我显然是自卑的,虽然我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自卑。

我也不知道《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什么火,那并不是一首好诗,只是有点标题党。

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热闹突袭

“你也是来找余秀华的记者?”

“对。”

“哎呀,几小时前我才拉了个记者去她家,广州的。你们怎么都来采访?她话都讲不清楚,写的东西还能红?”

1月17日中午,湖北钟祥市贺集乡,一个摩的司机又揽到一单生意。摩托车在江汉平原的乡村水泥路上飞驰,十来分钟就到余秀华家,横店村八组,两排泥黄色砖瓦房。前有堰塘,后有竹林,荒草与麦田各领颜色,麻雀与喜鹊人来不惊。微风起时,一片宁静。

屋内日子原本波澜不惊。丈夫外出打工,父母下地干活,儿子读书未归,腿脚不便的余秀华多数时候一个人坐在院里,用手机看电子书,或者抬头望天,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尔后被割草、喂鸡、逗狗拉回现实。

1月17日开始,热闹突袭。

媒体来了。在诸多余秀华的诗及相关诗评爆红网络之后,带着诗坛的口水纷争,带着“脑瘫”、“农妇”、“女权”、“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等标签下的种种疑问。

“你问到了我就告诉你,你问不到我为什么告诉你?”余秀华几乎把这句话告诉给每个记者。她无意提出任何挑战,只如写诗般等待着“问题与答案的邂逅”,夹杂些许孩子气的玩笑。好多个同样的问题,她给出了不同答案。有时是记忆模糊,有时只在记者臆想而出的结论后加了个“是”。她说,自己没说任何谎话,只不过有时懒得再讲述。她不喜欢“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偶尔直接就跟记者讲“问得不专业”,然后哈哈大笑。若触心中之思,她又娓娓道来,动情处,潸然泪下。

出版商来了。在册数、版税、包装各个层面竞争。有的发出“亏本也要出”的声音。有的从北京赶到余秀华家中,一口一个“姐”,近乎哀求地讲述着“我们老板下了命令,哪怕下跪也得签下你”,终究没成。余秀华说,此前已签了两三家,现在不能因为火了就不讲信用。

当地有关部门也来了,慰问,与媒体对接,试图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

此外,有公益机构提出为她众筹或募捐;有自称她高中恩师的人与记者联系,要与她见面;有此前关系不好的诗友上门,提出做她的经纪人;还有隔壁村村民,带着研究生女儿,来跟她切磋……对于这些,余秀华几乎都拒绝了。朋友支招“利用媒体找份工作”的短信,她也在诸多镜头和录音笔下大声念出,逗得众人大笑。

“秀华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直愣愣的,一点不懂人情世故。”母亲周金香说。

——特殊童年

余秀华喜欢海子,爱着他“转身后的背影”,悲悯其“总把鞭子打在自己身上”,她想“把所有的火车推进海里”,每年都写一首《九月》慰藉自己。

1989年3月,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余秀华那时才13岁,小学将尽,颤抖的双手只把笔墨写成歪歪斜斜的作业,不知何为诗,或者说还在诗的种子里沉淀着苦难。

余秀华的苦难天生。

在一篇名为《梦落成泥》的自传小说里,她想象了自己出生时的场景:黑夜里,母亲持续疼痛,凄厉尖叫,父亲半夜去找接生婆,天亮方回。出生后一直不哭,大妈将其倒提过来,朝背后一拍,把哭声拍出……现实中,母亲周金香和父亲余文海的回忆与之高度吻合,只不过拍哭余秀华的不是大妈,是接生婆。

两岁左右,村里同龄孩子已熟识走路,余秀华却连坐起都困难,时常从板凳上摔下,口水不断打湿衣衫。她的“与众不同”终究显出,如后来在一首诗中自喻的,“一棵稗子”,提心吊胆长于秧苗间。母亲周金香说,幸好她智力没受影响,小两岁的弟弟快出生时,她还咿咿呀呀喊着“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在《梦落成泥》中,余秀华形容童年是“灰色的”。当弟弟开始走路,她依然在地上爬。家人开始着急,游医,神婆,自制学步车,到处寻方。她不再流口水,行走仍是问题。在1992年到北京确诊为“先天性脑瘫”之前,她只是别人眼中一个特殊的孩子。

她害怕特殊,也因这种特殊变得倔强,这在弟弟余仕勇看来是“自卑与自负的交织”。父亲余文海讲述,小时候家里来客,余秀华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像是给别人证明什么。母亲周金香也记得,上小学之初都是奶奶背余秀华去学校,被别人笑过,她就再不让背了,坚持自己拄拐杖走,摇摇晃晃,好多次摔得头破血流。有时发脾气,她也对着母亲大吼“为什么把我生成这样”。小姨周金华还说,因为残疾,家人对余秀华都特殊照顾,“一般孩子犯了错可能就挨打了,她不会”。这是家人之爱,却让余秀华有了“寄生虫”之感。她坦言:“我显然是自卑的,虽然我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自卑。”

初中时,余秀华曾以一首名为《无名星》的诗获得校刊征文第一名,她把自己比喻成一颗无名星星,不自卑,不羡慕比自己亮的星。

几乎在同一时期,她也曾拿一把生锈菜刀往左腕上割,被家人救下。同龄的堂妹余翠华说,当时她想不开或因成绩不好。母亲周金香说,那时她学习很认真,但手因病抖个不停,一写字就跑偏,付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余秀华此后的诗中曾多次提及左腕的伤疤,将其比喻成“胎记”,隐藏着苦难的秘密。

在余秀华的诗中,很少直接触及残疾,因为“说出身体残缺如牙齿说牙痛一样多余”,她只将其看作“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但在诗评者看来,她的诗情绪又多因残疾而生。那些童年往事,那些乡间风物,那些从未走进现实的爱情,皆是如此。

——“罪恶”青春

初中毕业,父母不再打算让余秀华念书。她自己找到镇里一所中学的校长,表达了读书的愿望,顺利入读。但到了高二学期期末,她却主动收拾东西回家,把书烧了个精光。

父亲余文海说,主要是因为一次语文考试,老师嫌其字难认,给了零分,她气愤难平。弟弟余仕勇说,姐姐曾悄悄告知,辍学是为给父母减负。但余秀华却讲述,辍学只因对自己关怀备至的班主任调走了。“那时候打饭,我都在最后,别人打完我才去,有时下雨,我手一抖,脚滑,就把饭菜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把饭菜捧起来,继续吃。那个老师知道后就让别人帮我,还经常找我谈心,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辍学后,父母给她盘了个小卖部。横店村村民回忆,去买东西,常看到一人守店的余秀华在看书或写写画画。余秀华说,那时候会背宋词,会看《知音》一类的杂志,也会跟附近粮食加工厂的工人下象棋,“乱七八糟打发着时长”。

不久,父母便开始张罗她的婚事。看过几个本地的,要么对方好吃懒做,要么对方嫌弃她,都没谈成。

此时,四川人尹世平走进她的生活,并在几个月后成了她的丈夫。尹世平长相平平,比余秀华大13岁,小学没毕业就出门打工,到结婚时仍没多少积蓄。对于这段婚姻,余秀华父母说当时看重的是尹世平来自穷地方,干活有力气,愿意入赘,也不嫌弃女儿。尹世平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再打光棍,尽管余秀华身体有缺陷,但其父母待人好。余秀华则是在反抗父母无果后选择了妥协。她说,爱情从未走进过自己的婚姻。

她将这段婚姻形容成“青春给了一段罪恶”,“那时候有铺天盖地的忧愁,19岁的婚姻里/我的身体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我不知道所以延伸的是今天的孤独……”

尹世平不理解这些,只觉得婚后不久余秀华就性情大变,两人争吵不断,多次闹离婚。尹世平说:“我过得也很窝囊,她不让我靠近,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些啥子,家和万事兴,闹起来真的没意思,好好的日子不过,一天东想西想。”

余秀华父母说,尹世平算是个识大体的男人,只是常常酒后失言,才闹得不愉快。“话说回来,哪家没点口角嘛?”

对此,余秀华的内心几近撕裂。一方面,她的诗中对丈夫充满了埋怨和谩骂,甚至把日常生活里的不满艺术加工成诗里的“丈夫找小姐”。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丈夫现实中不算个坏人,只不过无法说服自己“跟他好好生活”。她曾在诗和博文中提到,不幸婚姻的根源在自己的残疾。好多次,她都在结尾以“洗净身体”来迎接想象中的美好。

——诗坛纷扰

和她关系并不好的丈夫开始逃避,辗转荆门、广东、北京等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

余秀华越来越依赖写诗。在诗的魔幻文字里,想象和寻找着爱情和归宿。

2005年,她第一次把自己的诗装进信封,寄往《钟祥日报》。邮差很快又来,她歪歪斜斜的字变成了印刷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此后,信来信往,她在当地文坛渐渐有了名气。但横店村村民却说,余秀华从不跟乡邻谈及自己的诗,“现实里,她更喜欢跟我们聊打工挣钱的事,她也想挣钱”。

2008年,父亲余文海给余秀华买了部手机,她有了Q Q,把诗从笔墨间搬进键盘和屏幕。经网友介绍,她还加入了本地诗歌论坛,有了好多朋友。她会时常到所在的贺集乡或荆门市的网吧上网,10块钱泡5个小时,旁人听歌、看电影、玩游戏,她写诗,或与诗友聊天。

一年后,网友给她捐了台电脑。她的诗从此由心间传到指尖,然后化为博客或论坛中排列不齐的段落。她的博客名为“云端梦呓”,“只是个美丽的词语,不知道什么意思”。她在第一篇博文中宣告:“我的博客我的地盘,以后我写自己的真心。这就是小人物的自由,像一只小屁虫,想横着趴就横着趴,想竖着就竖着。也可以像一棵狗尾巴草,向左歪可以,向右歪也可以。”

从2009年8月11日至今,余秀华的博客已有355篇博文和上千首诗。这些文字讲述一个叫横店村的故事,有时“麦子孤独地绿”,有时“村庄被大雪洗劫一空”,有时“床呻吟了一声”,有时“点一盏灯光/照一段瘦弱的路”;讲述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儿子,与你相比我越来越矮了”,“婆婆,92年后,你躲进一把灰里”,“爸,你一根白头发都没有”;讲述一段与“阿乐”的爱情,“我要下了你的暮年/从现在开始酿酒”,“如同你曾轻轻地招手/我便押上了自己的一生”……余秀华说,诗写不出“至近至远”的东西,需要有特定距离,但只要认真活着,写出来的诗就有认真的光泽。“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然而,诗外的世界并非诗般美好。有曾经最好的朋友,当上了诗歌论坛版主,随即倒戈相向,令余秀华伤心落泪,感叹世事无常。有好事的当地报纸编辑,往来信息皆恶语相向,在网络中发布余秀华“是神经病”、“是丑八怪”、“追某个男人”等谩骂文章,让她原本按捺隐藏的伤痛一次次被揭穿。

有了背叛和离弃,见了肮脏和势利,她说一度绝望至极。于是,在聊起许立志和海子的死亡时,她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感同身受”。在2011年到2012年间,她也多次靠近那种自我了断的状态。她曾逃到浙江温州去打工,残缺的身体与父母的担忧不得不让她一个多月后就匆匆回家。那段时长,她的诗暴躁而凶猛,赤裸的性描写,极端的自嘲和自污,想把自己撕碎了重组。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余秀华写了一首《雅安,与我有什么关系》,其间写道:“我知道雅安地震了,地震就地震吧/与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不会用诗歌来哭,哭不出粮食庄稼/反正我也去不了雅安,一穷二白的我玩不起这个奢侈/死人就死人吧,谁到最后不是个死/残疾就残疾吧。如果一个残疾人不需要什么爱情/他照样活得丰满……”这再次为余秀华在当地论坛招来了谩骂,批评其没有基本良知。余秀华解释,那首诗是从反面来表达的,卫道士们不理解。

2014年八九月间,余秀华因被某论坛禁言,再次与版主陷入骂战的文章至今存在博客中。她说,自己性格确实倔强,但并不流氓,也不好战。“面对别人的攻击,我之前有过妥协和宽容,没有好结果,后来干脆往自己身上抹泥巴,丑了,也就安全了。”

——爆红恐惧

“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他喜欢跳舞的女人/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他说,她们会叫床,声音好听。不像我一声不吭/还总是蒙着脸//我一声不吭地吃饭/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余秀华口齿不清,手在颤抖,身体也在颤抖,但当这首《我养的小狗,名叫小巫》念完,在场者多人流下泪来。

这是母亲周金香对2014年12月17日那场朗诵会的描述,在北京,人民大学的一个礼堂。周金香说:“她没哭,我哭了,我是觉得她一个残疾人,能做到这个样子太不容易了。”

2015年1月13日,学者沈睿写下一篇阅读余秀华诗歌的博文,并为其贴上“中国艾米丽·迪金森”的标签。随后,这篇博文与余秀华的多首诗作“如病毒般”在网络扩散。

余秀华火了,媒体纷至,舆论争锋。

“我不认识艾米丽·迪金森。”

“我也不知道《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什么火,那并不是一首好诗,只是有点标题党。”

“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余秀华回应着各种问题。对于突至的爆红,她的幽默回答是:“天上掉了馅饼,但愿不是陷阱。”她的诗意回答是:“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还有一种答案,指向恐惧。如她正读大一的儿子小桐所说:“母亲是吃过苦的人,希望走红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被担心受影响的是生活,而非写诗。

余秀华说,无论红与不红,理解还是不理解,写诗都是自我的事,不会改变。但生活并非她个人可以主宰。

丈夫尹世平从北京打工回来刚一个月,看到当地报纸登出的报道,有诗提到其“出轨”。他一夜无眠,连日在“赶人情”(吃酒席)时喝得大醉。余秀华有些恐惧。

当地一家媒体的编辑编过余秀华的诗,此前一直贬低打击,在其爆红后却频频上门,对媒体讲述与余秀华的“交情”。余秀华当场拆穿,父母责备她“不懂事”,甚至要她去道歉。她忍受不了如此“厚颜无耻的消费”,心中却仍是恐惧。

还有一个,与命运相关。她曾在一次算命中“洞悉天机”。算命者说她38岁转运,结果真的转了。但“天机”的下半句是,“49岁死亡”。她说并不害怕死亡,却对命运有了更深的恐惧。余秀华觉得,自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而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悲惨世界》。“如果有个健康的身体,可以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我宁愿不会写诗。”

这几天,余秀华晚上怎么也睡不好,白天又带着笑脸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她不敢去想“明天”的事。而由此而生的“为什么”,同样被她当成记者“不专业的提问”。

“此刻,天空适合昏暗,适合从街上传来警报。”这是余秀华最新一首诗的结尾。

对于雪,我保持着惯有的警惕

但是我有雪一样的盲目,雪一样的孤独和虚无

我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呵,被自己深爱

被自己出卖

被自己钉在十字架,被自己取下来

其实,雪下不下来都阻挡不了我的白

我白不白都掩饰不了一生的荒唐

———余秀华《雪》

人民网评论:社交媒介成就了余秀华神话

作者:魏英杰

余秀华的人生故事就是一部励志片,当一个照片上看起来显得有些土气,而气质又略显张扬的“中国版”海伦·凯勒出现在面前,哪怕她不是一个诗人,也很容易打动人们的内心。

这几天,微信朋友圈纷纷在转发湖北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的诗作。许多人对她倍加赞赏,甚至把她形容为“中国的狄金森”。随着知名度暴涨,余秀华在农村的家挤满了前来采访的记者,以及上门慰问的领导。

余秀华为什么会这么红?这是很多人发出的疑问。在我看来,这不过又是一场舆论与大众不经意的合谋。这一切看似不无偶然,实则暗合了媒体议程设置与大众流行的若干规律。只要看明白这些规律,对余秀华何以忽然受到热捧,也就不会感到意外。

作为一个农民诗人和脑瘫患者,余秀华的诗作首先是被国内著名刊物《诗刊》所推介。但她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则受益于拥有几亿用户的微信等新媒介的传播。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是余秀华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路径。即便是在微信等新媒介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包括其新媒体应用)仍是新闻热点的制造者和催化剂。一个脑瘫患者、农民、女诗人,这些元素十分符合传统媒体报道偏好,可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反差却又具有正能量的阅读冲击力。首先发现余秀华具有报道价值的媒体,无疑有着敏锐的新闻嗅觉和话题制造能力。

但不管微信和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力多强,这仍不是余秀华走红的全部重点。关键还要看大众审美偏好及其赏鉴水平。余秀华诗作一开始在微信等社交媒介被自发传播,本身表明她拥有被广泛认可的潜质。事实也是如此。余秀华的人生故事就是一部励志片,而在微信上传播最为广泛的就是那些或真或假的“心灵鸡汤”。当一个照片上看起来显得有些土气,而气质又略显张扬的“中国版”海伦·凯勒出现在面前,哪怕她不是一个诗人,也很容易打动人们的内心。

何况,余秀华的诗作清新易懂,偶尔有点夸张和大胆想象,这更迎合了大众的审美水平。可以说,任何进入大众流行舞台的诗歌,首先都必须符合通俗易懂这一特征。无论是汪国真、席慕容,还是北岛、余光中,都逃不过这个大众传播规律。汪国真、席慕容的诗歌大多具有这一特点,而北岛、余光中为人传颂的诗作如《我不相信》、《乡愁》也是如此,虽然这未必是其代表作。余光中曾婉拒当众朗诵《乡愁》,此举可看作他拒绝流行文化的一种姿态,因为这首诗遮蔽了他在诗歌上的真正创作实力。

目前环绕着余秀华的这场话语狂欢,可谓大众流行时代的一种正常现象。余秀华的个人经历及其诗歌作品的流传,也可给许多人心灵上的启迪。只不过,余秀华的人生固然值得颂扬,但不能因此降低诗歌本身的评价标准,否则对作者也是一种伤害。

好在余秀华本人对这一切抱着清醒的态度,没有在这场众声喧哗面前失去判断力。面对纷纷上门采访的媒体,余秀华用“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这是非常难得的人格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是余秀华抵抗现实或者逃避现实的一件武器,是她想象中的个人王国,否则很难将其诗作与个人生存状况关联在一起。因此,人们或许不该过多地去打扰她的这种美好想象。

腾讯大家:大众喜欢的诗人也能是好诗人

作者:廖伟棠

“哦,我们都喜欢这光,虽然转瞬即逝/但你还是你/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

余秀华的最新一首诗《风吹》结尾这几句,在我看来,也许暗示着在席卷她的热潮中,她的自我允诺——余秀华还是余秀华,无论大众喜欢不喜欢,大人先生们首肯不首肯。

我关注余秀华微博的时候,她只有不到三百个粉丝,而且我怀疑其中一半,都像我一样看了诗人张执浩的推荐而关注她的,那时候离余秀华红起来还有三四个月,其后我又陆续地通过她的微博看到她2014年最后几个月的诗。她的诗生长速度迅猛,几乎是每几个月就有一大进步,我在她的博客看过她两年前的诗,的确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她最好的诗,不能同日而语。

可以说,直到2015年一月中,余秀华都还是一个小众的诗人,我相信张执浩和我的诗歌趣味不可能是所谓媚俗的。可是为什么当她在微信朋友圈被疯转以后,被上万人关注、喜欢以后,她就成了一个大众诗人、一个媚俗诗人甚至乎一个炮制诗歌鸡汤的诗人了呢?

一个被大众喜欢的诗人,与一个媚俗的诗人是不同的;而大众本身,也和被想象的、笼统化的“大众”是不同的。非议余秀华之红的某些诗人、专业人士,对大众趣味的想当然贬低,基本上还停留在前现代主义时期的“永恒的敌意”阶段,当然也包含了基于一种“我是诗人”的自矜而来的俾倪。而因为这种身份自证,他们对余秀华们采取了双重标准,对自己与余秀华也采取了双重标准。

就以余秀华主要的批评者沈浩波先生来说吧,他最初发言就把另一个本质上与余秀华处于相近处境,也通过诗歌自救的诗人许立志树立为余秀华的对立面。许立志因为自救失败而选择的自杀明志(以及其绝望的诗),被沈浩波定义为“把苦难写成了尊严的诗”,而余秀华则被判定为“把苦难煲成了鸡汤。”这种人为对立可以说是局外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如马雅可夫斯基说的:“你去死,我继续活着,不知道哪个更为艰难”——许立志的死与余秀华的活在其阶层困境中都是捍卫尊严的抗争,而许立志诗歌的苦寒孤绝,与余秀华诗歌的率性自由,都是通过诗歌源自获取生命自主后的自我解决。两者都能在中国大众里找到不少的共鸣者,他们依然深陷于相似的生存困境中。倒是已经出离生存困境的某些专业诗人,只能对死者产生形而上的共鸣,对获得大众热爱者进行近乎苛求的批评。

关于这近乎苛求的批评,沈浩波先生在与我的最后交流中,他解释为“如果我们真把她视为正常的,和我们一样的诗人,就不必担心批评之严苛。没有什么批评真能打败一个诗人。”我理解为他修正了最初极其贬抑余秀华的态度,所以接受了。虽然我依然保持这一观点:诗人不易,余秀华作为一个比我们生存艰难得多的诗人,我们不必如此严苛于批判她。纵使余秀华的诗和她的访谈都给予了我信心:她有相当大的抗击能力,我还是觉得对她的捍卫比对她苛求,更是一位诗人同行所应该做的事。这并不是廉价的道德倾斜,而是实实在在的声援。

事实上,涉及道德与诗、大众与诗,沈浩波先生就表现出了自相矛盾。要求“底层”写作者选择许立志的决绝,是一种艺术圣徒迷恋式的道德洁癖——但同时我们知道,做出要求的那位诗人是一位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且许立志的诗是否真的如他所说“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呢?后资本主义时代中的一个工人,不可能接受这种自欺欺人的纯粹。其次,要求余秀华的诗歌纯粹个人化,摆脱大众意识投射,以彻底独立于诗歌的社会意义,在这个被沈浩波先生所不屑的传媒时代也是不可能的,他自身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沈浩波的代表作《文楼村纪事》就是和艾滋病问题密切相关的带有社会议题、人文色彩浓厚的诗歌,为什么别人这样做就成了“符合知识分子的公共道德趣味”的媚俗了呢?第三,在反复把大众笼统化为“庸俗、功利、伪善”的同时,沈先生如何解释自己的几百万粉丝以及旗下的大量畅销书呢?我无意道德审判,只是提醒一位社会人直面现实而不持双重标准而已。

接着我要在沈浩波们更强调的诗艺层面上,对他们所说的“余秀华不是一个好诗人”进行反驳。首先,我善意地理解为这是一种诗歌观念的误会:阅读落差的产生,很大程度基于雄性诗人(不一定是男的)与雌性诗人(不一定是女的)的落差,进而是强诗歌美学与弱诗歌美学的落差。诗人、学者沈睿的文章已经多少触碰到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少雄性思维诗人的阅读期待中,余秀华在其诗歌中的诗人形象是他们难以理喻的,一个农村的、身体残疾的不年轻的女性,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烈的女性意识、情欲自主意识?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自我放大,但只要有中国农村田野调查经验的人就会知道,农村女性的独立抗争(常常被抹黑为“疯女”和“泼妇”)丝毫不弱,更何况余秀华早已经是一位自觉的书写者——精神冒险者。

而在诗歌中,余秀华借以完成自己的强,恰恰是美学上的弱。对弱的事物持久深入的关注,小狗小兔、花草白云都是她关注的对象,她说她“爱雨水之前,大地细小的裂缝/也爱母亲晚年掉下的第一颗牙齿//我没有告诉过你这些。这么辽阔的季节/我认同你渺小的背影/以及他曾经和将要担当的成分”(《爱》)。但她绝非小情小调地风花雪月一番的诗人,而是赋予这些事物她自己发现的世界观,让万物与她一起自足于、并承担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白、白色意象频繁出现在她的诗中。白是脆弱的、无辜的、甚至是贫瘠,却又是宽容的、接纳其他一切微弱或丑陋事物的。这似乎解释了她的诗为什么给予“大众”安慰,弱之力如水随势赋形,我们在余秀华诗中感到的那种“灵动”、“即兴”也如此。

她的诗歌也并不雄辩,毋宁说那是一种“雌辩”,诉诸的是诗本身神秘非理性的逻辑,自有其妙。雄辩的诗歌向来为中国当代诗推崇,而余秀华的诗放弃辩论,放弃自圆其说,甚至放弃结论,因此与读者并不构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关系,反而联合读者一起面对世界之种种不如意,一起去对许多强悍的事物咄咄还击——即便为雄性思维的人所不喜。

余秀华与中国许多雄性诗人的不同,还集中体现在对情欲的书写中。且以她著名(但她也自认并非很好的)诗作《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与相似的男诗人普珉的《我穿过一座城市去肏你》相比就可以看出,普珉的诗也是好诗,但只能见我,而余秀华的诗,尝试见你,见众生(虽然并未完美)。普诗里的“你”是一个被抒情主体赋形的欲望对象,整首诗呈现的纯爷们攻性角度,并没有和传统诗歌里的那些性关系主宰者的强势抒情有什么本质区别。诗经时代的淫奔之诗,强调的是两情相悦、默契与暧昧,这点倒是余秀华的情欲诗有继承。

在性书写中,女性诗歌能抵达的高度如果超越男性,可能也是因为她放弃了进攻与索求。在余秀华这里这点更为显著,她的情欲渴求明显是虚构的、无望的,但正因为如此她得以不像大多数男诗人那样囚于自身欲望,被荷尔蒙驱动着疯狂;而是基于无望、无所求而得自由,这也是余秀华的爱情诗在2014年后半年的飞跃,你能感受她的轻松。

最后要提到的另一个落差,来自对生活与诗的关系的态度。我们的“专业诗人”常常忘记了,生活是可以比诗歌更重要的,至少同样重要——对于余秀华就是如此。她曾写道:“没有诗歌,我们怎么办?但是我们不会拿诗歌说事。如同不会拿自己漏雨的房子,无碑的坟墓说事。”诗歌给予余秀华的帮助,不只是形而上的慰安,也不只是实现心灵的自由,它还真成了改变命运的魔杖。我就形而下地直说吧:如果余秀华能够通过诗歌获得一些版税稿费,甚至一份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继续支持她,传播她的作品。俗世就是这么俗,这个有才华的、被命运戕害的人应该得到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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