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谷融:谈谈学术情怀

2017年9月28日晚9时08分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在上海市华山医院去世,享年99岁。

这一天是钱老虚岁99岁生日。

纪念|钱谷融:谈谈学术情怀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9月28日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雷雨〉人物谈》等。

在这沉重的日子里,为大家推荐这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夏伟采访钱老的文章,借此寄托哀思。

纪念|钱谷融:谈谈学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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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 著

定价:25 元

ISBN 978731310266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纪念|钱谷融:谈谈学术情怀

采访者:夏伟

夏伟:钱老您好,《论“文学是人学”》(下简称《人学》)是您最富盛名的作品,亦是您个人的一座里程碑,但很多人或许像我一样,并未经历或已经淡忘了您写作的那个年代,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阶级论”或“人性论”这样的词也不再如雷贯耳,您是否愿意先谈一谈这起“冲突”或者“冲突”的起源呢?

钱谷融:我被人知道,无非是因为我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并受到了批判,大家可能也想了解些与《论“文学是人学”》有关的事。其实我已经好几次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了,这里不妨再讲一讲。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许多院校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之前,我们学校、系的各级领导也为这次会议作了许多准备,多次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他们提交论文。我一向只知道教书,不大写文章,但那时候正值“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术气氛也比较活跃,所以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我也可以说受到了鼓舞,就在那年的2月初写了《人学》。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一出来就会遭到如此多的批评意见。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成为众矢之的,还是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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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听您的口气,《人学》的诞生似乎纯属偶然,但实际上,您当时一提笔就写了洋洋洒洒近四万字,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比如谈到李煜的诗词时,您写道:“诚然,在李后主的诗词里,所写的都是他个人的哀乐,既没有为人民之意,也绝少为国家之心。亡国以后,更是充满了哀愁、感伤,充满了对旧日生活的追忆和怀恋,很少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但是,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而且,每个人既都必有其独特的生活遭遇,独特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又不能把他的个人的哀乐唱出来呢?假如他唱得很真挚,很动听,为什么又不能引起我们的喜爱,激起我们的同情呢?”这都让人觉得,《人学》绝非单纯地“顺时而作”,它更像一种被压抑的激情的迸发,而这激情里则包含着对当时学界主流理论的不满。

钱谷融:哈哈,压抑啊迸发啊,倒真没有这么严重,我一直很懒,没什么创作欲望,但既然答应写了,就一定写得非常真诚,也一定会很动情的。但当时也的确对“理论家”们有些意见。我总觉得,文学是来自作家对人的观察,而批评和理论,则来自于对文学和对人的观察。但在那时候,好像事情是反过来的:理论家规定了作家要怎样写、作品要怎样读、甚至人应该怎么想,怎么说,最后就走进了一条死路。最明显的是“阿Q的典型性问题”,用何其芳的话说,“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在当时已经成为了鲁迅研究最主要的困难和矛盾之一。

你说怪不怪,这个问题真有那么难解决吗?为什么农民身上就不会有或者不能有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呢?是谁做过这样的规定的?你无论从实际生活中,或者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这就是当时把典型归结为社会本质、阶级本质的观念在作祟。

夏伟:这就叫“阶级本质论”吧。

钱谷融:对,就是“阶级本质论的典型论”。好像,不谈典型则已,一谈典型,就必然得是某一个特定阶级的典型,就要首先要求他必须充分体现出他所从属的阶级的阶级本质,必须符合这一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动向。否则,那就是非典型的,就要被认为是歪曲了这一阶级,歪曲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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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现在看起来,这些所谓“理论”真是太荒谬,甚至荒诞了。

钱谷融:但就是这种理论,它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我记得解放初期,还有许多人提出:像阿Q这样的人竟然被认为是农民的典型,是对我们勤劳英勇的农民的侮辱。之所以会有这种指责,正是受了理论家的“熏陶”呀。于是他们只能亡羊补牢地解释说:阿Q只是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并不是一般农民的典型。

问题是把阿Q说成是落后农民的典型,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落后农民毕竟还是个农民,按照“阶级本质论的典型论”,农民身上是决不会有这些缺点的。即使有,那也是“偶然的、个别的”,“偶然的、个别的”就是“非本质、非典型”的,如此推演下去,“落后农民”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典型”,那么阿Q就根本不值得写。

然而,阿Q是鲁迅写的。一方面,鲁迅把阿Q塑造得那么活灵活现,那么真实可信,从文学角度讲,可以说这个人物是无法怀疑,无法推翻的;另一方面,鲁迅在当时被公认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所以理论家们也不可能去怀疑和推翻鲁迅塑造的小说人物。

怎么办呢?当时先是冯雪峰,提出应该把阿Q和阿Q主义分开来看,认为阿Q主义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不过由《阿Q正传》的作者把它“寄植”在阿Q的身上罢了。何其芳看出了这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是不大说得通的,他于是提出阿Q精神“并非一个阶级的特有的现象”,而是“在许多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的”,“是人类的普遍弱点之一种”;何其芳这种说法一出来以后,又立即遭到了李希凡的反驳,认为这种说法和被何其芳同志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批评过的“某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的观点类似。

夏伟:何其芳的“普遍弱点”一说,似乎较为接近鲁迅的本意啊。

钱谷融:没错,但你要知道,“普遍弱点”这种提法,已经快触及到“阶级本质论”的边缘,甚至接近“人性论”了。其实“人性”与“阶级性”并不矛盾,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他必然要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不带着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譬如,阿Q是农民,就不能没有农民的特性;奥勃洛莫夫是地主,就不能没有地主的特性;福玛·高尔杰耶夫是商人,就不能没有商人的特性。但我们能不能就说,所有阿Q的特性,都是农民的共性;所有奥勃洛莫夫的特性,都是地主的共性,所有福玛·高尔杰耶夫的特性,都是商人的共性呢?但按照“阶级本质论”,精神胜利的农民阿Q、善良仁慈的地主奥勃洛莫夫、纯洁真诚的资本家福玛·高尔杰耶夫都是失败甚至可以说反动的人物造型了,这就是“阶级本质论”的荒谬之处。阿Q、奥勃洛莫夫、福玛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所有的典型,正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们身上,既有阶级的共性,又有他们各自的个性,还有基本的人性。那时候还强调个性只是阶级性“在特殊的时长和地点的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若依此逻辑,阶级性不过是普遍人性“在特殊的时长、地点和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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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所以,当时困扰理论界的“阿Q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当时权威的“阶级本质论”否认人身上存有“阶级性”之外的品质,因此就无法解读伟大作品中,除“阶级性”之外的那部分人物性格。

钱谷融:你说得对,这真是片面、残疾的理论。当时一致批判“抽象的人性论”,我就想,作家笔下活生生的人物都被你们“抽象”得只剩下阶级性了,你们才是“抽象的人性论”。

夏伟:这部分我的印象特别深,您的原话是:“人道主义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和抽象的人性论倒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阶级性是从具体的人身上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具体的人按照阶级性来制造的。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但是从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共性上,我们却无法看到任何具体的人”。

钱谷融:是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阶级性,这是客观现实,但只写阶级性,是不可能写出“具体的人”的,而文学,必须写具体的人。

夏伟:能否说,这就是《人学》的核心思想呢?

钱谷融:可以这样说。我在《人学》里谈到了五个问题: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人物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大要。

夏伟:但您想不到的是,您的这篇文章触及了当时“人性论”的禁区,受到了严重的批判。

钱谷融:真是没有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我当时以为,“人性论”受到批判,是因为它只讲普遍人性,否定阶级性的存在,那当然是错误的;但“人道主义”不同,它是承认阶级性的。而且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作家应该要塑造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强调“具体”嘛,所以根本不是“抽象的人性论”。当然,也预计到会有人误解,但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嘛,我是觉得我的观点可以拿出来讨论,共同探讨共同进步,最后受到那么大的批判,确实没想到,没料到思想上的分歧会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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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尽管如此,您并未放弃你所信仰的“人道主义”,并坚信能否写出活生生的人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第一标准。

钱谷融:对,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观点,我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有错。我写《人学》, 只是想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表达出来, 并且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所以读到最初一些批评文章时, 我本来是想就一些问题进一步申述我的观点, 提出答辩的。毕竟在大量的批判我的文章中, 也没有一篇能真正令我真正信服。

夏伟:我记得您在1958年还有一篇小文,叫《“特写”与“小说”》,名义上是在讨论两种不同的文体,而实际上还是在强调,人物塑造才是小说的本质。这或许就是您独特的“答辩”方式吧。

钱谷融:可以这么说,不过后来反右运动的浪潮越来越汹涌,对我的批判也越来越严重,我确实也有些怀疑自己世界观方面存在问题了,那可以说是我最接近动摇的一次。于是就在这一年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章的写法是这样:按照《人学》一文中所涉及的五个问题, 先列出“原文要点”,其次说明我“当时的想法”,再谈一谈我“今天的认识”。总的来说,当时我的态度是真诚的,的确是想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认真探讨一些问题,也曾极力在强使自己接受当时一些批判者的观点;但决不是一味苟合取悦,一味随风倒。特别是对我当时的想法的叙述,更是经过思考的,是十分真实的。并且我觉得, 其中的有些意见,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长内都很值得讨论。后来我在生活经历中益发感到了人道主义的可贵价值,所以基本上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也并非是固执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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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在当时,您就好比处在飓风的风眼中,若是还要苛求“毫不动摇”,未免就太不“人道主义”了,何况我读过那篇《批判提纲》,虽并非完整版,但还是能读得出骨气和气度的。据说这篇文章1980年代发表在《文艺研究》上时,还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称之为“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

钱谷融:哈哈,“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是有这件事。

结语

采访邻近尾声时,钱老告诉我,虽然自己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人学》,但实际上却更享受讨论曹禺与鲁迅。因为后者能令他回忆起沉浸作品时的出世氛围,而前者则只是被嘈杂与荒谬映衬着的“大白话”。我想,钱老这是谦辞,毕竟他就凭这些“大白话”,为无数被嘈杂与荒谬压抑得不知所措的学子们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其中就包括我的导师:殷国明教授。但另一方面,就钱老散淡闲适的天性来说,他的确更像才情兼具的文学鉴赏家和批评家,而非理论研究者。与钱老的对话也使我更坚信文学批评的价值。有先哲说过,文学让读者得以使用作家的眼睛观察世界,而在我看来,钱老的曹禺与鲁迅批评,就是将自己的眼睛甚至肢体借给读者,令他们得以真正触摸文学这一心灵媒介的细腻,并体会其深邃。或许会有一天,《人学》被渐渐固定于某段历史,但我相信钱老的那些批评,却能如他所钟爱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永存。我曾惋惜历史的不公,让一位如此有才华的艺术鉴赏家承受近半生的冤屈;但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这种不公,才逼出钱老一篇又一篇作品,不然,他必定宁愿“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曹禺曾说,“《雷雨》所显示的,不是因果,不是报应,而是一种‘命运’”,有时,我们确实也只能感慨命运,令钱老承受不幸的同时,也使他写下了那些瑰宝,成为中国文艺界之大幸。

——本文节选自《钱谷融:学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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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编著的《钱谷融:学术情怀》为“人文思源袖珍学案”之一,由四个部分组成:一、历史情怀《论“文学是人学”》的两种成因;二、《<雷雨>人物谈》的学术回应模式;三、“散淡”:从人格乌托邦到日常活法:四、附录。《钱谷融:学术情怀》是以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钱谷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作者的研究视角为由“学术”而“情怀”,从研究对象的理论与批评文本出发,进而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情怀与心理世界。附录札记部分,有作者与其导师的对话,谈话内容是对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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